天堂在前书在前

赵匡胤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一系列重大事件后，长出口气，一股脑将兵权、国事交与臣子，而这些大臣又惟一位赵姓大臣马首是瞻，因为他是皇上的至信。可赵臣只是行伍出身，肚里丘壑实在不多，很多人等着看笑话。

据说皇上一有疑难有待赵臣解决，他便说，待臣到书房思忖片刻。每次果真都是片刻之后，便有了解决方案。久而久之，人们对他的书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找机会进去一看，空空如也，只有一部《论语》。

待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匡义继位，有一次笑问老赵《论语》传闻是否属实。他回答：“臣用半部《论语》助先皇平定天下，拟用另半部《论语》辅皇上治理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由此而来。

大多数人读《论语》，只记得开篇辟义的那几个不亦什么乎，能不能帮助治理天下且不说，此传闻至少说明世人对书籍作用的理想化。走进任何一家书店，首先映入眼帘的往往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人类刚刚迈入这道文明门槛时，似乎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心中还眷恋着那些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诗句和歌声，正如孟子惆怅所言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作，诗亡然后春秋作。”终于有这么一天，散文化的书面历史代替了世代传诵的歌吟，人类文明借文字的力量时穿透了时空。

传说仓颉造字之时，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竟有这般感天动地的力量，事实上文字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司马迁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张载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心游千古、神鹜八极的能力，除了源于文字，还能来自哪里呢？

云南有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此故事解释了为什么丽江地区的纳西族有文字，而永宁地区的纳西族却没有文字。传说两个人结伴去很远的地方，向有学问的老者学习曲谱和规矩礼节，一个把学到的知识记在心里，另一个把知识记在猪皮上。回来的路上，没有吃的，只得把猪皮烧来吃了。因此，永宁纳西族一直没有文字，而丽江的纳西族人把记在肚子里的学问发扬光大，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东巴象形文字。

无独有偶，西方的文字最早也是写在羊皮上的，只不过没有烧来吃罢了。生性散漫的庄子不喜欢这类猪皮羊皮的扯皮，他只认定，有了文字，大道既隐，皮相之学问便会充盈于耳，与其坐而论道，不如临渊羡鱼，不如听听乡间野趣里的天籁神韵——《秋水》篇、《逍遥》篇遂见于世。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他注定要有一席之地，逃也逃不掉。

曾家蕃就不轻视任何一种文字，他认定读书是一种高贵的习惯，渐渐会渗透为一种血缘关系。在他的篇篇家书中，大都提及“读书”一事，并且他极谙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这一道理，严格规定“吾家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在他看来，读书既能治傲与治情，但读书又不能死读，应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他的家训中，诸如“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于能自树立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此类的话，不胜枚举。

依在下看来，言明书籍之意义，最言简意赅、微言大义者，当属“好书犹药也，多读可以医愚”这一句。这句中国的古话在美国历届总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据《纽约时报》载，美国开国迄今几十位总统中，约有半数是极爱书人。诸总统爱书之程度，恰与其治国程度相当。那篇文章作者断定，假如老罗斯福于地下给时任总统小布什开治国处方，“那一定会是书籍。”

据说路易十四站在监狱中，面对伏尔泰和卢梭的书感叹：“唉！就是这些人和这些人的书毁掉了法国。”是的，这些人和这些书摧毁了一个法国，却解放了另一个法国。而伏尔泰和卢梭的忠实信徒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也使美国获得了自由，继而获得今日举世无出其右的赫赫威势。

民国耆宿回忆孙中山先生，认为“我们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是挺着胸膛在读书”，见解精辟。国父从书中汲取力量开辟了中国的新篇章，泽被今世。我百龄的老祖母生前都认定“大米白面，顿顿鱼肉”的日子，“不是活在天上了吗？”祖母是缠着小脚从文字的洪荒年代走来的，目不识丁。对当下俯仰皆为天堂的感觉，她不知道其实是手握书卷之人，历经炼狱之后，一路前行带给她的。

上世纪30年代，一百多位各界名流共同做了一场梦，畅想着未来的中国。其时，林语堂说：“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读书……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

一个世纪快过去了，所幸读书已经是人生首选，但林语堂的有些梦想，至今仍是中国式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