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说:梁启超
1929年,一生都在为改革奔忙的梁启超对自己动了刀——割肾。
他恐怕是接受此手术的第一个中国人,却也因此而早早夭亡。
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也许我们的民族觉醒会更快、更好,中国人会更早地挺直了腰板,“肾虚”而屈辱的民国历史就有希望被改写。
全文共约7600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一品中华民族文化之魂魄。
别的人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他读书,是为了粉碎功名。
别的人从政,只能掩埋于历史;他从政,却缔造了历史。
别人做学者,最多做到教授级别;他做学者,却做到了“教授的教授”。
有人说,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是两个广东人:孙中山创造了中华民国;他创造了“中华民族”。
他,是梁启超。
我家有子初长成,广东的咸鱼要翻生
“余生太平天国亡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这是梁启超在自述自己出生时候的一段话。飒飒笔法当中,隐隐然有种气势:我的出生,与古今中外的大事一样,都将成为历史中的一件大事。
在如此霸气的年份出生的梁启超,小时候确实也是神童一个。
比如对对联这种小事,梁启超从来不用多想。
有次父亲的朋友来了,给他出了个上联:饮茶龙上水。
梁启超眼睛都不眨,说:写字狗趴田。
朋友震惊,再来一个:东篱客赏陶潜菊。
梁启超摇头晃脑地说:南国人思召伯棠。(召伯是古代的仁人,曾在海棠树下裁决断案。)
朋友击节赞赏:这小子,是个大才。
祖父和父母看着灵性的孩子,都乐坏了,对他的要求更高。梁启超十岁的时候,就要他去广州应童子试。
当时从新会去广州,水路要走三天。一船的人都惊呆了:所有人都比这个十岁的小孩大,有的甚至已经四五十。
吃饭的时候只有白米饭、蒸咸鱼,于是有人提议用咸鱼来作诗做对子。一船人都难住了:咸鱼这种屌丝食品,难登大雅之堂,怎么作诗做得高雅起来呀?
梁启超看看周围的人都在犯难,于是率先说了一句:
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胶鬲和姜太公一样,也是商朝人,只不过被纣王贬谪,不得不隐居卖鱼,后来被周文王赏识提拔为相。)
同船的人再度震惊,个个听得后背发凉,再也没人敢小看这个小不点。后来的人评价梁启超的这一句对联:
“广东咸鱼从此翻身,入风流儒雅一类了。”
其实岂止是广东的咸鱼,一直以来,广东文人都处于边缘地带,在全国没什么影响力,现在机会来了,梁启超仿佛注定了要帮这个地方“咸鱼翻生”,扬眉吐气。
闻君一声狮子吼,悟彻诸天
梁启超虽然是个神童,早年也和一般人一样:
读书是为了什么?科举。科举是为了什么?功名。功名是为了什么?光宗耀祖。
仅此而已。
但人生何幸,他遇上了康有为,原本迷蒙的生命天际裂开一道缝,光明才透进来了。
初次见康有为的时候,康就“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他讲了十多个小时,条理清晰,偶尔引入西方文化阐述,切合现实针砭时政,然后又回到孔子之道,入则深入,出则浅出,完全不是教八股文的那种路数。
梁启超听得如痴如醉,“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先是茫然不知所措,“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继而翻出困局,悟彻诸天,境界一时豁然开朗。
他从小以来做学问、考科举的那种书呆子念头,全部被震碎了。回去以后,他决定从原来的学校退学,一心一意跟着康有为学习。
而康有为也非常满意这位学生,把自己平生最得意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交给梁启超参与校勘、编撰,还让他代替自己去外地讲学,建立名声。
天才如梁启超,很快就超越了康有为。
1895年,师徒两人一起进京参加会试。主考官早就听闻康有为要来考试,之前他就对康的主张非常有意见,于是下令众考官,凡是措辞和文风很像康有为的,一律不予录取。
结果梁启超文采斐然,见解深刻,完全像康有为上身,本来可以名列三甲的,结果被这条不明文的潜规则给害了,替老师扛推了一把,硬是给名落孙山了。
而康有为本人,居然还高中进士第八名。
但是,其实当时梁启超已经无心功名了。在他心中,变法救国的梦想已经形成,一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开启民智,变法图强。
最终,梁启超和老师一起领导的维新变法开始了。
梁启超
康有为
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变法最终当然是失败的。
梁启超甚至都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了。
当他听到官兵已经到康有为家中搜捕的时候,他匆匆赶到了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求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当时他脸色苍白,急忙要来笔和纸,要和对方笔谈,因为怕自己的广式普通话对方听不懂:
“我可能三日内将要遭遇不测了,请您不忘旧交之情,帮我完成两件事。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
林权助一听就知事态紧急,连忙问什么事。
梁启超神色凝重地说:
“一,救光绪皇帝。二,救我师傅康有为。”
危急关头,梁启超先想到的,是不负自己的理想,也不负自己的老师。
林权助立马说:
“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启超没说什么,只是暗暗落泪。
当时逗留在北京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一听到梁启超有难,马上指示林权助说:
“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一个日本政治家都知道梁启超的价值,中国的政治家却要追杀他,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是多么诡异。
林权助帮梁启超化妆逃出了北京,离开中国,东渡日本,开启了流亡生涯。要描述他这时的心境,用他在甲午失败之后就写就的一首词就好了: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人生总是在不幸的时候赐予你幸运。梁启超虽然流亡日本,很苦;但也有一大得着,那就是他再也不用通过老师康有为的介绍,而能直接接触西方最先进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他结交了孙中山。
没去日本、还在上海办报纸的时候,梁启超就听过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章太炎曾经问他觉得孙中山怎样,梁启超说:
“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
恰好日本宪政党的党魁犬养毅是梁启超和孙中山共同的朋友,于是他出面,邀请了他们在他的寓所见面。
梁启超见了孙中山,居然对他的言论非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1899年,梁启超召集齐十二个同门师兄弟,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结义,谋求革命反清。他们联合孙中山,两派合作成立组织,并且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问:
“中山先生当会长,我当副会长,那我的老师怎么办?”
孙中山回答:
“弟子为会长,那么弟子的老师,地位岂不是更加尊贵吗?”
哦也对。梁启超也没话说了。
孙中山
“中华民族”
梁启超虽然没话说,可是康有为却火大了。他的弟子来报,他最得意的门生梁启超跟孙中山走得非常近,还居然要把他架空,都快要合成一派了,他气都不打一处来。
康有为自恃“帝师”,也是很看不起孙中山的。于是他电报叫梁启超马上离开日本,去檀香山组织保皇会。
作为一个尊师重道的好学生,梁启超还是马上动身去了檀香山。孙中山觉得没关系,檀香山也是他兴中会的地盘,于是还写信介绍他认识自己的大哥孙眉。
去到檀香山了之后,梁启超打出了保皇会的旗号: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在梁启超的巨大名声帮助下,一下子就筹到了十万银元的款项。
后来孙中山自己到檀香山募款,结果只募到了两千,气都不打一处来,把责任推到梁启超身上,责备他借着革命的口号,却行保皇之实,消耗了海外华侨的民气,也背叛了当初大家共同的誓言。
其实这就是梁启超。
保皇也好,革命也好,他考虑的,始终是哪一种方法对中国最好。如果两种都好,那就把他们都糅合起来。
早在1902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后来他进一步解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历史上第一个将汉、满、蒙等多种民族糅合起来的人,“中华民族”这个词凝聚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既然多种民族都是中国人,那么革命党人的排满主义是不对的;革命党、立宪派和满清政权的开明贵族,完全可以万众一心,为一个美好中国而奋斗。
1913年袁世凯举行传统祭天仪式
书生一笔,乾坤大定
护国战争结束,民国的乱局一塌糊涂,梁启超无心从政,准备就此退隐。但他还需要最后出一次手。
他的老师——康有为在袁世凯取消帝制短短几个月过后,就祭出了他的复辟主张:
“行虚君共和为最良法。”
共和也好专制也好,有个皇帝就最好了。而他口中的皇帝,自然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满清皇帝。
梁启超早就不爽这个老师了。1913年他回国任司法总长的时候,康有为就向他多次请托,又是要钱,又是荐人,搞得他烦不胜烦。
现在他忍无可忍了,先是向复辟党开炮: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全国人民痛心疾首,你们在一旁袖手旁观。现在袁世凯要垮台,你们忽然来搔首弄姿,助贼张目,是什么居心!
面对自己为老不尊的老师,梁启超也直接开骂了:
“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康有为也怒了,没想到昔日乳臭未干的学生,现在居然也来反对自己。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即也写诗会骂: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一个公开称老师是“大言不惭”,一个称弟子是食父食母的妖魔,曾经情同父子的师徒两人,算是正式决裂了。
决裂就决裂吧,此时的梁启超,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学生,而是指导整个反对复辟联盟的谋主和文胆。
复辟鞭子军浩浩荡荡开过来,梁启超的战斗檄文一篇一篇传出去,他那种四六骈文的铿锵有力,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了:
主持复辟的张勋,变成了蟊贼、垃圾;他带领的复辟军队则成了丑类、土匪、凶党。
这些文章的影响,早就有人总结出来了,非常精彩:
清朝皇室挨飞机轰炸过后,再看到这样的檄文,早就打退堂鼓了;
众遗老争先恐后,逃离北京;
徐州的辫子军将校,见大事不妙,声明跟张勋脱离关系;
在京的辫子军,则被人轻易收买了。仗打到一半,大半兵力都已经投降了,复辟势力,基本瓦解。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梁启超作为天下仰望的启蒙知识分子,他的一支笔,往往比天子一怒更能震慑乾坤,扭转大局。
从政时的梁启超,经过了许多次大变,有人说他善变,有人说他只是政治投机。他自己的话说的最清楚:
“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康有为)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梁启超是善变的,但他的善变是跟着时代而变,他不过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能做到的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康有为
“启超是没什么学问的。”
经历过“倒袁运动”、反复辟事件,梁启超意兴阑珊,从此真的金盘洗手,不再从政。他先是出游欧洲,更加详尽地考察西方文明,两年后回国,致力于教育和著述。
实际上,梁启超从年青时开始,就办过很多报纸,发表政论,也到过很多地方讲课、演讲。20世纪初的中国年轻人,鲜少没受过梁启超影响。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被他迷得如痴如醉,甚至改了个笔名叫“学任”,任公就是梁启超的号。
后来他学着梁启超的文风写政论,贴在学校墙壁上给同学看,里面主张要把孙中山从日本找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然后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梁启超演讲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广式普通话、不标准的国语,通常开始的第一句话是:
“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
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点头,又说:
“可是也有一点喽。”
这种既谦逊又自负的神态,也只能梁启超才有了。
好的学者,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学问,将学问化作自己的生命。梁启超做学问,往往做到“一往情深”的地步。
梁实秋记载过梁启超的一次讲课,可见他对学问的通透:
当时他在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讲他最爱的《桃花扇》的时候,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他居然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搞到台下的学生都被他感染了,纷纷落下泪了。
讲“剑外忽传收蓟北”,先是号哭,继而拍手大笑,声音高昂,仿佛捷报真是传到他面前一样。
当时清华筹划建立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本来想请胡适,胡适觉得自己不合适,他说要请一流的学者,一定得请三位大师: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
作为当时最优秀的学霸之一,梁启超担任国学院导师,没有人敢非议。
后来,梁启超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导师”,号称“教授中的教授”,开创了一代国学研究的高潮。
其中的陈寅恪,当初没有学历、文凭,也没有名声,但梁启超慧眼识珠,一定要将他请到清华来。
如此厚待,陈寅恪应该对他毕恭毕敬才对吧,但是他却在学术问题上和自己的恩人杠上了。
比如,在陶渊明弃官归隐这件事上,在梁启超看来,这是因为陶渊明不肯与当时的士大夫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失掉。
但陈寅恪却认为,陶渊明是东晋时人,东晋亡后,他“耻事二姓”才是归隐的真正原因。而且,陈寅恪还就此批评了梁启超,暗讽他既侍奉清朝、又入仕民国的做派。
有好友劝他:
“梁公对你有知遇之恩,你这样做,就不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
陈寅恪淡然笑答:
“错了,我这样做才是对梁公最大的尊重,也才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赏识和抬举。”
被人嘲笑是“引狼入室”,梁启超只是淡然一笑,然后答道:
“无论是批评陈寅恪还是讥讽我的人,都把我们看得太小了。”
的确,无论是像陶渊明、陈寅恪那样坚守初心、不事二姓的做派,还是梁启超那样敢于改变、但求务实的作风,都不过是捍卫了自己始终如一的人格。
这种学术的人格,哪里能够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有学生曾经问梁启超:“老师,我们的国粹将亡了啊,怎么办?”
梁反问:“什么叫国粹将亡?”
学生说:“先生,你不见今天读经的人已经很少了吗?”
梁启超闻声大怒,拍案而起,说:“从古至今,都是这么少,我们的国粹还是没有亡!”
梁启超和他那一代的学者,无论是做学问,还是论人格,都是那么自信和动人。
陈寅恪
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梁启超曾有名言:“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他为了写文章、做学问的那股狠劲,非常人能比。
有人统计过,在梁启超不到六十年的一生中,他居然写下了1400多万字,平均每天要写5000多字,涵盖各个方面,包括政治评论、学术史、文学史、佛学、历史哲学,堪称是个超级学霸。
比如,从上海逃往广西参加护国战争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还两天两夜没合眼,写就了一本两万字的《国民浅训》,为战争呐喊。
这还不是一次两次。才思敏捷的梁启超,写文章常常都是一写几万字甚至十几万字,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写完才休息。
而且他写文章的时候还不仅是写文章,他还要“五官并用”。
有一次他的学生到他家里去请他写几个对联,刚要动笔,梁启超吩咐助手说:
“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
刚写了两个字,儿子又来告诉他“有电话”,他听说来电内容后马上就答复要回什么话,让儿子去回,此时他手中的笔还没停过。
家人送信过来,他吩咐家人读信,他边听边写,听完之后还说了回信要怎么回。
接着家人送来早点,他眼睛稍稍瞄了几眼,边写边说:
“这个不要,那个再加一点。”
学生看到这一幕幕真是惊呆了,生怕老师写错字。但事实证明:梁启超写的对联,一个字都没错过。
梁启超自述:
“我每天除了睡觉,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运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
但这样一心几用、长期劳碌,生活没有规律,又烟又酒的,其实已经让他的身体有点吃不消。
晚年,他患上了尿毒症。
当时西医刚进入中国,大家都不相信西医。
众人都劝他用中药,但他笃信科学,一心要让西医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坚持要看西医。
熟悉的人就说:既然你那么喜欢西医,那就去欧美名医看吧,中国的西医毕竟刚起步。
梁启超也不去,要为中国西医树立名声,于是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医生认为需要割除右肾。
但割除右肾以后,梁启超的身体还是虚弱得不得了。这次西医手术的治疗方案完全是错误的。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梁启超这样的民国大拿,被西医医成这样,以后还能看西医吗?
梁启超急了,他急忙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毅然捍卫了协和和西医的名声:
“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梁启超老婆心切,完全是为了国人能够接受进步的事物。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启发民智,普度众生。
三十年前,他不能和谭嗣同一起,为变法流血牺牲,慷慨赴死;
三十年后,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让一个新生事物的名声毁坏。
这一份慈悲,堪与天地同光。
梁启超家庭照
无字碑
手术后不久,梁启超就去世了,享年还没有60岁。当时是1929年,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20年。
如果天不妒英才,他还能再活20年,以他的影响力,民国的历史必定会发生重大改变。在这20年,民国局面险象环生,因为国本虚弱,国人备受欺凌。假使任公在世,能使天下乱如斯乎?
但是,历史无法假设,徒令后人哀叹。
梁启超死后,他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为他设计了墓碑——墓主体是黄色花岗岩结构,两通汉白玉石碑上只写着梁启超和夫人的名讳,对于梁启超生前的事迹,一个字都没有。
这其实是梁启超本人的意思——不留墓志,不做评价: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和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
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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