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遭遇理想主义的悖论《旧制度与大革命》
读引言的时候，有一大段话极其之打动我。它说，为什么大部分的革命与反抗都发生在当权者企图改善现状的节骨眼上，以致于被推翻的政府大多要好于它之前的那一个。这让我忍不住想到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热爱的土地，作为解禁言论管制以及试图改善苏联诸共和国之间关系的一任领袖，除了黯然失色的离开政治聚光灯之外，只剩下了颇为尴尬的评语，让他多年以后依旧耿耿于怀。
对此，我的理解是，当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满足温饱这件事已经耗费了他们的全部精力，而无法再腾出脑仁去琢磨生存与生活的差别。长期如此之后，人心便渐渐麻木，既是因为日子艰难，也是因为严苛法令的高压。忽然之间，有一个领袖愿意去关心那些民众的苦楚，并且尝试用一些方法来改善他们的状况。于是人民的温饱得以满足，精力也可以分散。他们便想，为什么自己之前的日子如此艰难，对，一定是国王的过错，一定是政府的责任。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国家主要生产者的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要仰赖于国王良知的偶尔在线。革命的萌芽就此破土而出，开蒙的民众形成了洪流。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改革乃是专制的自杀？
显然不是这样的。
更显然的是，亚力克西托克维尔先生写下了这本严谨与细腻的论著，也不是想要以此劝讽当权者，想要活得久，千万别改革。
我以为如我这种对于大部分对法国大革命的认知来自于历史课上一笔带过的人们而言，大概只剩下了四个字，巴士底狱。从某个角度来说，大有可能于主流价值观而言，法国大革命只能从那种惊人的破坏力和颠覆性来描述，并以此就底层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大加褒奖。
可是国家机器不是乡村公社的你情我愿，规模效应这件事从来都不能用纯感性或纯理性的方式来解释，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也必须经历千百次的试炼才能勉强去洞察到未来的机会。这种认知程度，以底层民众的温饱诉求一跃而成为国家机器的掌舵人，怎么可能出现顿悟的状况。
托克维尔先生发现了其中的巧合，而这种巧合显然是那些新晋的领袖们所不愿承认的。那就是他们的血液里埋藏着所有关于旧制度的印象，那些从上层辐射下来的影响力，深深的植根于他们脑海的习惯和感觉，促成了大革命之后的种种“新政”的推行。是的，经历了暴动、战火、厮杀和牺牲，无数人处于各种各样的觉悟走上街头，高举平等与自由的旗帜，结果不过是对旧制度的复刻，谁能够对这样的结果保持淡定？
托克维尔先生耗费了许多的笔触，以论述革命前后百余年甚至四百年之久的跨度里，现行制度与旧制度的各种雷同相似，甚至某些做事的方式方法和数百年前的试验田，结出了一模一样的果实。这里大段的论述，读起来颇为费劲，但前后语句需要反复咀嚼才能品味出里面的妙处，也未尝不是证明了这位老先生的严谨与审慎。
不过我倒是从前后的部分片段里重组出另外一套缘由。
大革命爆发的前期，法国文人开始走上了行政舞台，他们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特质，对国家权贵的不满信手拈来，他们天真的认为理想就拥有主宰一切的力量，并且认为彻底的破坏必然可以重建黄金时代。然而问题在于，最黑暗的时代里，法国的各个阶层早已割裂在不同的区间里。其中又卸下义务而享受了更多特权的贵族，也有穷困潦倒不知所措的贵族。其中有因为被限制了劳动权利而挣扎的工人，也有想要追求更多主导权或利益的有产者。其中有跨域了身份阶层成为新贵的暴发户，也有继续惨淡人生而对整个世界报以嫉恨的贫困者。
当旧国王试图改善这种隔绝的时候，却发现重新彼此接触的人，因为伤痛处的裸露而只剩下了彼此怨怼与诋毁。这种社会矛盾显然被作家们喜欢，如果没有严苛的社会冲突，何以给他们深刻的灵感去著书立传，来传递那种高人一等的智慧和远见。不论是卑劣的灵魂还是伟大的困顿，每一个文人希冀用于唤醒民众自觉的人物设定，永远都无法逃脱他固有的原生认知。于是，变革的方法论不过是换了一层皮在小说里用理想国的方式出现而已。
这种纠结类似于某些对《西游记》的局限性批判，孙悟空固然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霸道，但是西去路上几乎每一次都求神拜佛讨救兵才能把师父弄回来，这代表了吴老先生终究还是寄希望于朝廷的自愈来改善混乱的时局。而这些大作家们，他们固然洞悉到了社会的毒瘤和症结，可是术业有专攻，变革这件事绝不是纸上谈兵可以做到。他们曾经受到的教育在这个时候隐隐占据了上风，通过他们的字里行间，旧制度的某些方法获得了新生。
于是，当老百姓们获得胜利而陷于混沌的时候，本能的就想向唤醒了自己的伟大作品求助。那些原来属于作家们本人的思想、情绪、气质，终于成为了普通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气质。这感觉上颇像是一种阶层认知的彼此流动。不过托克维尔先生却并不认同这是一种有益的思潮交换，因为他辛辣的指出，作家们的恶习，也通过了他们的作品影响了全体人民。于是当他们最终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便把文学中的所有惯例都搬到了政治当中。
令人无奈又晕眩的是，因为某些大环境的不可抗力，新的点子大多以隐晦的方式呈现，而需要被鞭挞的则昭然彰显。问题是，革命的洪流激烈粗暴，这是多么会令人迷失的氛围而叫他们都忘记了，投身革命的初衷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焕然一新的新政权，而不是把纸上谈兵的东西突破次元壁搬到现实生活里。
对此，托克维尔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强势不能以规章制度来判断，他所述的发动机，我认为是足够高瞻远瞩的政府。它必须知道如何打通国家各个阶层彼此认同的频率，一如数百年前领主既需要对国家负责也需要对百姓负责，更有民选的机制来协助地方领主的行政工作——看起来真是向君主立宪制的一般样子，也不全是，至少领主依旧负有义务和责任。
所以，单纯做惯例的搬运工，对一个国家的新生来说极不靠谱的。即便那些惯例无懈可击，也很可能出现类似把伽马刀交给杀猪匠的状况——并没有办法用。
当这本书阅读过半。大量类比的案例都在讲述，虽然路易十六是一个糟糕的皇帝，但是他真的要比路易十四宽宏许多，虽然大革命以后有很多的新政，然而终究不过是一两百年前老法典换汤不换药的伎俩。文化阶层酝酿的革命，而领导革命的却是粗鄙而没有足够领悟力的人民。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互动也没有沟通，国家和政府在占据了领导力的后者手中成为了他们以为的合适掌权方式的呈现。
那么，你会怎样看待那次革命，又会怎样认知后面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华丽登场？
你会不会同情他们，会不会觉得民众的牺牲因为肤浅而被浪费，或因为代表恶的旧势力回归而变得没有意义。
我的感觉却是，所谓革命果实被窃取只不过所谓理想主义的悖论。谁记得那个关于农民对皇帝的想象，不过用金扁担来挑水罢了。系统性认知的缺乏，必然叫新的领袖用他们以为新的方式，但其实是旧的法则来管理他们未有足够能力负荷的运转速率，最终又绕回了老路。
于是大革命之后，旧制度的如影随形也不难理解，帝国制度的重生也在情理之中。
忽然想到了清末执着于改革与进步的保皇党，他们是不是都有读过这本书，并从中洞悉到了某种火苗，类似于稳定的制度变革，并且让权力所有人掌握社会冲突逐步改善之锁匙，对于一个国家的振兴何其重要。而被托克维尔先生颇为推崇的英格兰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君主立宪也好，皇帝和议会的两头政治也好，都会是温和变革的出路。
只可惜……不说也罢。
毕竟大家都喜欢轰轰烈烈的画面，不然何以有戏剧冲突以在历史长河大笔挥动出滔天巨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