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往的大学教育
苏格拉底说教育是火焰的点燃，而不是容器的填充。接受了十二年应试教育的我们似乎早已不再去想什么是教育的真谛，什么是教育的本质。我们早已习惯了把自己当成容器去装那些老师给的知识，很少再去思考，去质疑，去批判。如果所有的教师都可以做到传道授业解惑，那你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学生不学习是最大的错误”。可每种职业都存在不作为不称职者，甚至有些大学教师连更新知识的激情与动力都已不具备，已经成为教育市场售卖知识的推销员，最终大学课堂只会陷入学生不去听课，教师只去讲课的恶性循环中。在教育关系中，教育者最该反思自己的认知局限，挑战自己的教育观念；而受教育者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
可现状呢，经历高考之后的我们仍然被应试教育捆绑着，如果说高考前的应试教育是国情所致，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那么上大学后呢，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否还可以像高中初中应试教育一样，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现实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基础通识教育，高中开始分文理科，然而大学过分强化专业教育，缺乏健全人的基本素养教育，忽视通识教育。同时，专业教育也存在分化现象，对于理工科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是薄弱环节。学生文化陶冶不够，人文素质不高。而对文科学生的培养而言，自然科学的培养同样也十分薄弱。有些偏文科院校只注重培养学生的文科思维与能力，忽视对学生的科学素质与素养的培养；还有些偏理科的院校只注重理科思维，忽视人文素质教育。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认为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中国有自己教育实情，当然不能盲目的全盘实行通识教育，国内一些大学也进行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试点。可我认为形式化的应试教育束缚和行政化干扰是中国高等教育做出改变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且不说部分自制力强的大学生还能在应付完考试后，从图书馆的书架上获取应试之外的知识，从课外的实践活动中提升应试之外的能力。更多的是在逃脱高中那么多规章制度约束与升学压力之后，开始享受大学的“身心自由”，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很多认真考试、努力考证像高中一样“努力学习”的大学生。他们在上大学前选择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专业，已经是高等教育的一个BUG。然而，我们很多普通大学连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教育都做不到，更不用说通识教育了。甚至某些大学在教学评估、就业率上造假，还有的跟风开设热门课程，更有甚者盲目扩大学校规模，把学院改成大学来吸引学生报考。更可怕的是，在应试教育的感染下，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读书就是读课本，学习就是学知识，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这或许也是许多不上大学的人竟然开始信奉读书无用论，大学无用论的原因吧。
大量的数据显示，我们未来从事的职业跟我们本科所学专业没有必然关系，而且以如今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学所学的东西基本不到五年就会被淘 汰。谌洪果在TED演讲中说到教育时，他认为凡是可以通过搜索获取的信息和知识，都不需要教育；凡是心灵鸡汤式的满足，都与教育无关。其实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知识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搜索获取的，我认为这些知识在有一定认知能力之前还是需要教育的，否则就会陷入思维上的空中楼阁。但大学教育不应被应试教育束缚，其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很多时候，人的知识表面增多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却萎缩了。互联网时代知识已无处不在，尤其是碎片化的知识随处可见，如果大学教育培养的不是思维与认知？那我们迟早会迷失在“知识的海洋”。
我总是在想理想的大学究竟是什么样的？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校长的就职演说上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我打心底里怀念那个重才气轻学历的年代，学者多傲骨，学术多自由。怀念那些民国时期的大家：陈寅恪、鲁迅、胡适、章太炎、李叔同、王国维、徐志摩、冯友兰、钱穆、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梅贻琦······同时又让我不禁想到了“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12年，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武汉大学刘道玉老校长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前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教授在其任上写过一篇题为《学习做校长》的文章，里面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但千校一面和应试教育正在扼杀学生的创造欲望和判断能力；大学精神和价值的迷失，正导致教师队伍浮躁风气盛行和人格扭曲，不仅使学生丧失了独立精神和批评的勇气，也致使大学的公信力受到伤害。”这似乎又给钱学森之问留下意味深长的注脚。
究竟我们的大学教育怎么了？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其离职演说中称其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如果说学术造假只是个别无良的教育工作者，那评估造假、就业造假等等呢？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那些食品造假、工程造假黑心厂商呢？毕竟某些大学已沦为生产学生的工厂，某些教师已沦为贩卖知识的商人，这是对教育极大的不尊重。其实这么多年来，高校去行政化的话题不断，许多高校校长都曾在不同场合主张去行政化。国家层面也认识到了高校运行行政化和权力化所存在的弊端，10年、13年和15年都发布过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其中都分别谈到了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事情，可实际动作却进展缓慢。
行政化不仅不等同于行政管理，甚至严重影响和妨碍了大学行政管理的效率。大学教育去行政化不是去掉行政体系，而是去机构级别化、去体系科层化和去管理官僚化，拆除权力对教育的干扰和官本位对教育的枷锁，找回大学精神与价值。让教育和学术不再以行政为主导，让教师和教授可以真正的开展教育、研究学术，让学生可以真正的接受教育，认知自我，回归大学精神之原本。
其实许多国家都在不断思考着如何改进大学教育。
2015年，前耶鲁大学教授，美国作家威廉·德雷谢维奇出版Excellent Sheep一书，也就是所谓精致的绵羊，对美国的精英教育也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美国常春藤这样的名校，在培养学生独立的批判性思维方面，也是不合格的。而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曾哀叹，这是一个没有大思想的时代: The Elusive Big Idea。
中国大学教育从民国时就已开始向国外学习，例如德国、日本、美国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向苏联学习过，这过程中既有失败教训也有成功经验。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不能盲目照搬国外模式，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不论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必须先摆脱形式化的应试教育束缚与行政化的干扰，直面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断改革，才能培育出理想的大学。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对于我向往的大学教育，渺小的我好像并不能改变什么现状。仅以此希望每一个大学生可有所思考，不求改变什么，只求什么不被改变。大学教育的改革任重道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理想的大学教育，但希望有一天可以，因为那是我曾幻想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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