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欠的不是一张电影票，而是直面历史的勇气和悲悯

一般来说，好不好看是决定要不要看一部电影的主要因素，《二十二》却是个例外，为它走进电影院，更多的是表明一种态度，表达一份心意。

这部片子的全国公映日是8月14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

上海慰安所“海乃家”旧址面临拆迁，附近中学的学生表示“（慰安妇）不太光彩，还是不要了解比较好，学生不应该知道太多“，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馆长说它是日本人开的妓院，弄堂居民说她们就是妓女，是国家的耻辱。事实上，“慰安妇”这个名称是志愿者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后，为了统称的需要而沿用的侵略者的叫法，真正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被日本强迫当慰安妇的受害者们”，关键词是后面几个字----”受害者“。把”慰安妇“受害者称为妓女，把慰安所称为妓院，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大曲解。而且，“慰安妇”在大多时候也只是作为民族压迫的符号出现，其个人经历与感受却鲜少被记忆和挖掘。由此可见，《二十二》以及郭柯导演之前拍摄的《三十二》意义多么重大。

的确，从技术层面上看，《二十二》不算一部出色的纪录片，“素材稀薄，结构，没有文献价值”，这是很多人抨击它的理由，可我更认同另外一种观点：这种处理方式恰恰体现了导演本人对于这个题材更深刻、更成熟的把握。它的镜头语言和叙事逻辑平实冷静，没有丝毫煽情，就像釜山电影节组委会评价的那样----拍摄手法很克制，镜头只是小心翼翼地倾听她们的故事，并不侵犯和打扰她们的生活。有次一位阿婆回忆被折磨的过往时哭的泣不成声，导演马上喊停，或许有人期待看到这些，或许这些片段能呈现更好的影片效果，但导演不想拍，不能拍，不忍心去深挖她们心底巨大的伤痛。它关注的点是中国幸存“慰安妇”的生存现状，电影中的她们讲述亲人过往，回忆童年歌谣，对涉及苦难的部分点到为止，“当你真的接触到这些老人以后，你根本想不到她们是什么‘慰安妇”，她们就是普通的老人，跟我们的家人一样，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苦大仇深。” 去“标签化”，但不去“历史化”，这种精巧的代入感更有益于我们这些终究会变老的人，体会几十年来潜藏在她们身上的苦难与隐忍。

这些曾经陷入屈辱的姑娘们，侥幸从日寇的蹂躏中存活下来，却逃不出同胞的责难与冷遇，这部片子也一样，很多人跳出来指责其“揭伤疤，强制发声，贩卖伤痛”，或作圣母状 “不打扰即是尊重”。那么电影真的打扰或伤害到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吗？（以下三段摘自公号“秦朔朋友圈”）

《二十二》用很多镜头刻画了这些苦难的幸存者们风烛残年的孤独，那些凄风苦雨、破旧房屋、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在暗示她们的经历是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拍摄期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广西老人何玉珍平时神情恍惚、一言不发，但剧组临走时老人突然拉着郭柯的手说：“你们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这句话让郭柯深刻地明白，她们从未从苦难中走出来，只是在过去的太多年里，没人愿听她们内心的声音。凡事皆有因果，正因她们以往背负了太多道德上的非议，所以才越来越不敢说话。并不是关注她们的人伤害了她们，恰恰是那些并不认真的关注者和对她们的一切置若罔闻的看客在伤害她们。假使她们第一次发声就收获到了同胞的关心和日本政府的赔偿，她们不至于把伤痕在心里勒得越来越深。在这些老人生命的末尾，郭柯的《二十二》选了一条“轻”的概念——只是记录日常状态，但不是说这个话题不能做“重”，只是时机错过了——“我们来得太晚，她们走得太快”。电影中老人说的那句“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其实非常有深意，只是很多人忽略了那点：在她们最想说的时候，没人在乎这些事情。韦绍兰老人曾经讲过，在她“慰安妇”的身份被人知道之后，什么运动都有她的份——“大炼钢铁的时候也说，都是因为我这种脏女人才出不了优质钢”。所以其实不是这些老人不想说，而是不敢再说，所有的一切，她们认了。

但《二十二》绝非一部消费苦难的电影。从始至终创作者的做法都很平静，用导演郭柯的话说就是“让大家深情地看她们一眼，我觉得这就足够了”。郭柯比那些指责他的人更清楚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此刻还能够承受多少，所以在他看来“怎么拍她们”比“能拍到什么”更重要。为此郭柯甚至拒绝了那些用意不纯的投资人，使得剧组一度资金空前紧张，拍摄任务难以为继。那些指责《二十二》让幸存“慰安妇”强制发声的人，很可能压根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更无从理解电影创作者们一以贯之的良苦用心。

其次，“不打扰即是尊重”的立场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态度。很多有样学样在讲这句话的人大抵和这种论调的始作俑者一样，此前对《二十二》所表达的那个群体知之甚少，并且无太多兴趣认知。如果不是这些内容以电影的形式问世，他们是否知道还有这段历史需要了解、还有那样一群人值得关注，以上都是未知数。一句看似云淡风轻的“不打扰”的背后，很可能是他们想要掩盖的长久以来自己对历史的漠视和对苦难记忆的认知缺失。这种“不打扰”是一种深刻的伪善，是一则精心装潢的借口。一句分寸感极佳的“不打扰”，便可心安理得地躺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便可继续置“前事不忘”于高阁，继而过那种精致的世俗生活。或许在他们看来，不仅郭柯在做的事情是“打扰”，就连那些帮助“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的志愿者们在做的事情都算是“打扰”。究竟是这些记录历史、帮助这个时代看了幸存者最后一眼的郭柯们打扰了这些老人，还是作为民族脊梁的郭柯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扰到了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族群的无知？

《二十二》里这些老人们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饱受摧残却散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韦绍兰老人：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陈林桃老人：希望中国和日本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的。

李爱连老人，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留着喂野猫吃 ，“没人喂，它们不就死了？”

林爱兰老人，14岁就参加了游击队的抗日英雄，由于不断反抗被日本人挑断了腿筋，右腿残疾，最珍惜的是政府颁发给她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我忽然想起了泰戈尔的诗“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

《二十二》是“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我们是应该自豪地欢呼，还是应该责问——为何70多年过去，绝大部分幸存者已经不在了，我们才迎来了“首部”？我们年年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却年年无法阻挡，为何不切实铭记我们自己的英雄？电影上映前一天的8月13日，正是“8.13淞沪抗战”80周年的纪念日，试问有多少人记得？电影首映日的8月14日，80年前的当天，中国空军抱着“不生还”的决心在空战中以一当十大胜日本空军，此日被当时的中国政府定为“空军节”，试问又有多少人记得？为什么不记得，因为从不知道。很多人有个奇怪的理念：他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从没发生过。《二十二》不仅记录了当下“慰安妇”幸存者们的生活状况，更是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对她们的认知。国人如何看待那些老人，也就会如何对待历史。有学生之前接受采访说的那句“（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的观点，在我看来，基本宣告了国内历史教育工作者们的失败。正视历史的前提是了解，但很多人连了解都不想，甚至能搬弄出政治正确去加固自己的偏狭，这种做派和拒绝承认历史的日本极端右翼又有何分别？（此段大部分截选自公号秦朔朋友圈）

我们回望历史，不是为了深化仇恨，而是为了铭记罪恶，而是为了修正人性。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