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窗览书：新学记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傅国涌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出版，28万字。

心忐忑。读第一章时，心澜就起，想说话，恐搅了阅读之兴，夜深，又担心太激动影响睡眠，未及时记录思绪。如今，匆匆读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书是刘老师推荐的，买来搁置了大概两个月。傅国涌这个名字半生不熟，原在共识网看过他文章，在网易博客写字时似也关注了他，知他是独立作家，历史学者，攻近代史，但没读过他一本完整著作。今天搜了他的简介，又看了几篇访文，才知他作品丰厚，譬如《叶公超传》、《金庸传》、《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著作就颇受学界瞩目。也才知道他在长期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方面之外，十几年来也特别关注近代教育等话题。这本书和他之前出版的《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构成了“傅国涌教育三书”。

先看了后记。此书系他在苍南为中小学师生讲课的录音整理增扩而成。在感谢了很多为此书提供资料或者整理录音的人之后，他引用了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话：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即教育“就是要让每个人生命中无限的一面被发现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这与后来书的正文所讲相印证。

全书除去“引言”和“尾声”，共八讲：传统教育，新旧交替，留学潮起，教育家兴，课本革命，再造文明，教育地理，知识重构。

在第一讲里，作者从两条线讲传统教育，一是“孔子—朱熹—王阳明”这条高端经典脉络，一是蒙学教育的发展。重点在后者，在“三百千”这条线。近代，蒋梦麟、郭沫若、毛润之、蔡廷锴、冯友兰、苏雪林、茅盾甚至新世纪的李广田等人所用来开蒙的内容，几乎无不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千家诗》的影响。当然，也要论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教育机构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到科举考试的最后两界，已经出现与国际时事相关的策论考题了，这是国门打开的一个表现，也是教育变革的一个预兆。还有，传统教育中，私学与官学一直是并行不悖的。

第二讲，主要说西方传教士如何在士大夫和朝廷视野之外开办学校的。“它是一种倒逼，是先有实践，后予以肯定和推广”。1818年在马六甲诞生的英华书院，虽然不在中国本土，却培养了诸如中英谈判的双方翻译这样的人才。其后，大量学校在中国大地通商口岸城市和乡村萌芽生长。容闳、马相伯、冰心、周诒春、顾维钧、邹韬奋、林语堂、周有光、陈从周、钱钟书、晏阳初、孔祥熙等，都曾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后来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和鲍咸恩，就是在美传教士所办的清心书院里学会的排印技术。

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前身，演变为山东大学）的创办者，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说：中国人绝不是没有才能，他们所缺乏的是合适的、能够促进智力发展的教育。他主张全面的中文教育，让学生先学好中文再学英文。

必须说说柏格理。他在云贵交界的偏僻的大山深处，开办了石门坎光华小学，创制了苗文，编了《发蒙新编》，让乌蒙深山传出孩子的朗朗书声。到1920年，有了34所分校。这位传教士，护理患了伤寒病的学生时，也被感染，把最后几支针水让给学生，自己失去了生命。而被他护理过的朱焕章，从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拒绝宋美龄秘书的职位，回到光华小学作了校长，又创立了石门坎初级中学。

这章还说：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有人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人文教育。一个人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也可以思考人类最本质的问题，寻找“道”，这是很高的起点。只是在上千年的时间中，经典教育最终被异化为僵化的应试八股，失去了生气和活力，一旦遇到咄咄逼人、挟着近代科技的西方文明，就完全应对无方，“四书五经”与洋枪洋炮，子曰诗云与声光电色，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让我想起钱钟书的《论中国诗》，他也说过中国诗是“早熟”的，起点很高，一蹴而就，但很快就衰弱下去。

第三讲“留学潮起”，从容闳三人1847年随布朗夫妇到纽约留学写起，写到后来他的提议辗转到了朝廷，得到批准，120名幼童留学美国，但几年后又被召回，《纽约时报》对此觉得不可思议。这批人中，跟詹天佑一样从事工矿铁路电报的，有30多人，从事教育的5人，（一北洋大学校长，一清华学堂校长），从事外交24人，20人进入海军。（大多做了元帅和军官，好几位海战中殉国）

也有小规模的派出留学欧洲的举动。比如严复、刘步蟾林永升等人，严复除了专业之外，在翻译上大显身手，虽然只有八种著作，但《天演论》《论自由》《国富论》《论法的精神》等书的分量，完全奠定他在晚清思想界类似普罗米修斯的地位。

1896年起，中国学生正式赴日留学。仅在1905到1915十年间，就有8000人之多。20世纪对中国影响之大的第一拨人几乎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曹汝霖、章宗祥、黄兴、秋瑾、陈天华、廖仲恺、沈钧儒、蒋百里、蔡锷、唐继尧、阎锡山、宋教仁、汪精卫、蒋中正、鲁迅兄弟、范旭东、陈独秀、杨昌济……这个名单是一时难以罗列完的。大量经由日文转译以及日本翻译家新创的词汇进入中文世界：方程式、微积分、体积、数学、电流、电子、温度、紫外线、生物学、神经、细胞、解剖、遗传、化石、石油、定义、主义、哲学、成功、社会、政府、民族、阶级物质、宗教、艺术、投票……这些词汇今天被我们高频使用，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顾问就有不少日本人，即可想见中国现代教育起源所受日本影响之大。

20世纪初到中叶，赴美留学也有一个发展曲线。1901到1939，官方派出1000多人，算上自费，人数大增。随便说出一些人也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施肇基、梅贻琦、金邦正、张子高、秉志、胡适、竺可桢、赵元任、胡明复、姜立夫、卫挺生、王庚、吴宓、闻一多、罗隆基、王造时、蒋梦麟、蒋廷黻、任鸿隽、茅以升、晏阳初、陶行知、吴经熊、钱钟书、陈序经……其中，为民国起草民法典和宪法草案的吴经熊，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保持非常纯粹的忘年友谊，吴写信给后者说：“在您一生众多的教诲中，我感到最伟大的一条就是：永远不要期望平步青云，您将我从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的名誉诱惑中解脱出来。”

第四讲，教育家兴。开始就是一长串的教育家名字：马相伯，孙诒让、张謇、张元济、蔡元培、王培孙、李登辉、范源廉、张伯苓、经亨颐、王国维、黄炎培……前期的教育家大多是旧学出身，如孙诒让、张謇。第二个来源就是留学出身，1926年的数字说，高等教育界人员90%是留学生。第三个来源是教会学校出身，如马相伯、晏阳初等。第四个来源是国内新式学校出身，如张伯苓、叶圣陶、钱穆等。他们有的致力于高等教育，有的奉献于师范教育，有的执着于基础教育，还有的耕耘在乡村教育领域，这些人构成了教育救国的线索，与他们身后的支持者（有实力有见识的乡绅商人）一起，撑起了中国未来的半壁天空。

这一章可写可学的很多，教育家们教育理念的新颖，教育态度的执着，教育内容的广泛，放到应试教育越来越变态的今天，令人再次感到震撼和羞愧。

这章结尾写到1933年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调查问卷，回答“个人将来的志愿及你的父母对于你的希望”这一问题，110个人中，有21人希望成为教育家，父母希望孩子成为教育家的有29人，其次是工程师、医生、艺术家等，选择富商的孩子和家长人数都在最后一位，以至于报告最后有这样的话：教育固然也是一种社会事业，然而中国所需的其他建设事业很多，希望儿童和父母们都能注意到。

作者最后问道：但，一个时代，一所小学有那么多孩子和家长以教育家为志向，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吗？

最后四讲，皆是从前边而来。

正是由于教育家的理念，教育家执着于教育事业的笃行，才会有了“课本革命”，有清新可诵的课文，领域广泛的科目（科目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根据时代和地域特色设立，比如《最新国文教科书》的最后一课是《大国民》）。有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成立编译所竞相更新教材的动力和活力。比如正在编辑《共和国教科书》时，发生了泰坦尼克号游轮沉没事件，马上就编进了课本。

也是由于教育家的理念与笃行，才会有校园的“再造文明”，具体体现在办校宗旨，校训校歌，校园环境，授课方式等等。春晖中学的美育，北师大附中的文学社团，南开中学的边走边讲，西南联大月下讲《月赋》…甚至梁实秋季羡林赵俪生汪曾祺等人记忆中校园的花草树木，都成为熏陶学生的心灵美育者。

第七讲的教育地理，指的当然是战争情况下现代教育空间的拓展，这依然和教育从业者的奉献相关。通商口岸城市与大城市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出现好学校理所当然。可南通、集美、荡口、太谷、天龙堡、张家渡、南开洼、石门坎、甪直、白马湖、蒙自、北碚、湄潭、李庄、沙坪坝等地名能进入教育史的视野，实在是教育家和时代变化共生的结果。“教育地图上的一个个能为不能亮起来，取决于校长和老师，一旦有一批有理想的教育者进入某个学校，就会产生教育故事，形成一个亮点。”比如白马湖有了经亨颐，有了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人；四川李庄有了同济大学，还有了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夫妇、童第周等人，一段教育的黄金岁月就赋予了当地民众，尤其是适龄孩童。

第八讲是知识重构。从校园变化，出版机构的努力，文学家翻译家的理论和作品，讲述这些因素如何加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学生身上，由此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变化。这一讲，我们熟知的作家名字更多，除了鲁迅等人，还有胡适、郁达夫、徐志摩、叶圣陶、顾随、茅盾、沈从文、胡兰成、查良镛、邵飘萍、李健吾、费孝通、杨绛、李泽厚、邵燕祥、王蒙、彭令昭等人。

至此，觉得自己只是在复述内容，无力将它们消化为简单的话语，无力准确说出复杂的感受。联想到当下，更觉五味杂陈。词穷，就此停下。

补一段傅先生的话：“我还想说，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家和教育家。只有这些人在这个民族里还有说话、思考、实践的空间，这个民族才处于正常的状态。当一个民族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失去了活动空间，这个民族就处于的它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