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课程学生作品
序：时2023年2月13日，吾等始学《传习录》之《徐爱录》。几日后，若有所思，作之。后经群论，增制而整合，有此。望诸位观有所得。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写作？—阳明～作者：River高琳茜
今天，几乎每一个受到过义务教育的人都会写作，或者说都要写作，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写作？
在中国文化的儒家体系里，孔子曾说：“述而不作，性而好古”，意思就是，孔子作为儒家的缔造者、儒家的先贤之一，并不支持写作。同时明朝时期的阳明先生也说过：“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一个圣贤教人，他需要向医生开药方一样，要针对每一个人的病症开出对应的药方，意思就是，要因材施教，不能把圣贤所说的每一句话，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由此便可以看出来阳明先生也是不支持写作。那么为什么他们会不支持写作呢？他们不支持写作是因为，他们不想将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当做一种标准，一个教条，让后世或者他的门生去学习，也许有一些门生并没有理解老师所说的话，只是按照规定做了，这样的教育是毫无意义，误人误己的。所以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是并不支持写作的。
同时徐爱作为阳明先生的学生，他有了不同的观点，他并不反对写作，并且他还支持写作。但是他所说的写作和门生所记录的一言一行是不同的。对于徐爱来说，像阳明先生这样的圣贤所写下的文字是用来传道的，这些用来流传、传承大道，有着自己对大道的领悟的观点所写下来的东西叫做写作，而门生所记录下来的老师的一言一行，仅仅只能被称作记录，并不等于写作，这也就是徐爱之变。对于徐爱来说，他的写作是仅限于圣人的。
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要写作吗？写作的意义又何在呢？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先澄清我们自己与圣贤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圣贤之间的区别和共同之处在哪里。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与圣贤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和更好的自己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与更好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在生物中，除了人，大猩猩是最贴近于人的动物。我们看似与大猩猩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其实，我们的基因与大猩猩之间的基因有99%的相似之处，只有其中1%的区别，这1%的区别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区别？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分类呢？其实这就是因为人有大脑，可以思考，有理性，“人是一个会思想的芦苇”、“我思故我在”这两句话都是在说人之为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都是在说人是一个有思想、会思考的动物，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本领，使我们有超脱自然、超越本能的可能性，而这也就是我们与大猩猩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的原因。
但是理性思维也是狡诈的，理性思维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一个人拥有了理性，他首先拥有了超脱本能的可能性。但同时他站在理性这个层面上，也可以选择向恶或者向善，也就是说理性彰显了生命的自由意志。而不管是向恶还是向善，或者保持中立，都是我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理性的狡诈。当我们人拥有了理性，我们可以通过理性计算推理证明、去研究数学物理化学等。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理性去抢劫银行，或者为抢劫银行做规划等等，这也就是通过理性去作恶。同时理性也可以使人自负，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理性的平庸，孟子将它称为“乡愿”，意思就是世俗层面的算计，这也就是契约精神更多的人。契约使更多的人得到利益，这也就是一种社会利益，而这样的人是精于算计，随波逐流的。这也就是理性的平庸。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理性是可贵的，但同时理性也会导致“异化”，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个人选择。
在整个人类理性的1%中，大部分人也就是99%的人都是拥有理性的，那么剩余的1%又是怎样的呢？
剩余的1%并不是没有理性，而是他们已经超脱了理性，他们可以通过引导理性，他们在思考理性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他们来说，理性的价值和意义是阳明所说的那一面像明镜的心，是那个纤尘不染的灵明的心，是在思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和存在的真理的心，是可以体现出人之为人的高贵与自由的心，而这是超脱于理性抵达德性层的。这也就是圣贤的思考，是我们与圣贤之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呢？
当我们去观察整个动物体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自然的本能到1%的理性，再到1%的1%的圣贤，这是一段自我超越、自我超拔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过程我们要怎么做到呢？就是通过写作。写作是一段自我超越的旅程，是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方法。通过写作，我们有机会做到超越自我，将所写的东西活出来，全部内修外推去呈现出来，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立己达人。
如果写作是自我超越的过程，那么我们自我超越的起点和本质到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在这其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这就需要联系人性来理解。
本体与工夫～作者：River王晨静
《三字经》的开头是这样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恰好与孟子的观点相同。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于人的本性的观点，不仅有性本善这一条，在历史上对人的本性的看法是很多样的，那么，这些看法分别都是怎样的呢？
对人本性的观点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人之初，性本善”，第二种是“人之初，性本恶”，三种是“人之初，性无善无恶”，第四种是“人之初，性有善有恶”。这些对于人性的看法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得出的，但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去追随一种对于我们自我成长帮助最大的观点。
“人之初，性本恶”，这种观点其实也比较常见，儒家文化中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儒学大家荀子就认同这种观点，并且，在遥远的欧洲，也有这样相似的观点与荀子相互呼应，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基督教。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每个人都是带着原罪来到人间的，也就是人之初性本恶 。但是，这种观点虽然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他们也引导人们向善。就比如说在基督教中，带着原罪的人之所以要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赎罪升入天堂，而赎罪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向善的过程。不过，这其中是存在一个问题的。因为这种观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所以认可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相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向善，于是他们就会通过法律和教条等手段强迫人们向善，基督教也是一样的逻辑，教徒们需要通过基督的帮助，才能升入天堂。所以，这种对于人性的界定淡化了人们作为人的主体性，显然，这样的观点对我们自我成长的帮助并不大。
“人之初，性无善无恶”，这种观点看上去比较特殊，无善无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善没有恶的人性是怎样的？其实，这种观点也没有那么神秘。他是曾与孟子对过话的告子提出的，而告子所谓的这种人之初的无善无恶，只是在强调人的生物性。举个例子，草原上的狮子吃了一头长颈鹿，我们能说这是一种恶吗？肯定不是，这只是它的本能罢了。同时，我们也绝不会认为这是善的，这就是生物性的无善无恶。告子的这种观点仅仅强调了人的生物性，也就是人的本能，不能显现出人生而为人的高贵之处——敏捷的思维理性，所以显然，这种观点对于我们自我成长的帮助也并不是很大。
那么，怎么看“人之初，性有善有恶”这种观点呢？其实这种观点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就是宿命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善恶是天生的，有的人是天生的善人，而有的人就是天生的恶人。可是，这种观点怎么看都很消极，既然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出生的那一刻注定好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来走这一遭呢？所以这种观点也是不可取的，太过于消极了。
“人之初，性本善”呢？这个观点相对而言是让人更舒服的。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说每个人一出生就一定是大善人，而是在强调，每个人都有善的可能性，只要在后天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意的去追寻善，那就一定可以做到善。这种观点不仅十分乐观，让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也间接的激励了每一个人去努力的向善，所以这种观点很显然对我们的自我成长帮助最大。
但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有着一颗有着善的可能性的心，这就够了吗？肯定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如今只是有着向善的可能性，如果不自己进行有意识的修行，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不能如其所示的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拥有一颗这样的心，我们就需要运用它。
我们又该如何运用我们的心呢？
王阳明曾经说过：我们修炼我们自己的心的过程，就是磨镜的过程，而磨镜也就是在事上磨，事上练。我们需要将自己的心磨得像是明镜一样，纤尘不染，可以将万物的样子都如其所示的照应出来，而这块纤尘不染的明镜就是我们的心之本体。
需要将我们的心之本体向外推，用它来照应万物，这就是用。心之本体和用的关系是相互的，只有用心，才能将心修炼成心之本体。同时，如果我们有了心之本体，但是不用，那么我们的心之本体也是没有意义的，这颗纤尘不染的心之本体，也会重新蒙尘。
其实，心之本体和用的关系，就是通往未来的三张通行证——爱、创造力、领导力的关系，爱就是我们的心之本体，而创造力就是用，我们需要用爱去创造，并且同时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领导力来会集更多的人同我们一起来创造，而我们的创造也需要是有爱的创造，爱、领导力、创造力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当然，有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爱，可是在中途的时候却会忘记我们的本心，转而去逐物，就比如说，或许我们本来想要创造出一个造福人类的新发明，却在半道转而开始对付自己人了。所以，我们在创造的时候也一定要慎重，时时谨记自己的本心，不要再让磨得纤尘不染的本心，蒙上了灰尘。
体与用为我们“讲述”了仁心与仁行的关系，本质就是自然的“致中和”。那么在现实，特别是一个团体中，我们需要怎样发挥本体的工夫？如何与古儒联系？
新民与亲民～作者：River董师魁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大学》讲述了儒家义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三纲八目。古时所有读书人都会秉三纲，按照八目行事。
那么三纲八目分别是什么？
《大学》的开头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概意思可以理解为“了解并达到人们都具有的至善的道德本性，在于向民众外推自己的仁心，使其成为有道德的人，让人达到人性中的“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刚。随后又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显然这是在为读书人指明一条可行的修炼道路。
而在近一千年中，有两位大儒对一个字的更改与否存在不同见解。那为何呢？
宋朝大儒朱熹对“在亲民”有不一样的见解，将“亲”改为了“新”。作为三纲之一，一字之差可能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朱熹的学问在阳明之前有很强的权威性，有多数儒者都是通过研究他的学问从仕行仁。而明朝大儒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就对此非常疑惑。将其转达给老师王阳明，而阳明所讲儒道学问是反着朱熹来的，自然不会同意。
那么两者分别是什么？究竟有何不同？
“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仁心外推，可以理解为爱。通过爱人民，中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人的道德。而朱子所说“新民”之“新”，在于让有位之人通过一定方式教化民众，充分体现自己的仁爱的同时起到“管理”的作用。在我看来，“亲”是德性、情感的一面，而“新”是理性的一面。
古代儒家的理想就是通过身在高位、外推仁心而成就美好世界。而在那样个封建时代，君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而要完成“理想国”的目的，对君王的要求就非常之高。而君王作为身在高位的统治者，很少会对自己反躬自省。包括很多其他大官，其一般都会选择”新民”。毕竟如果所有的人民都尊崇法律，都听我的，不是非常好管理好统治吗？但是这很显然就违反了当初的目的。因为你的目的不是去控制人民，这样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不安定。人与人之间也永远会维持这一种紧张的关系，“仁”便不复存在。所以，只有发自内心的外推仁心，才能真正地对社会有利。如果一味走极端，充满逼迫，趋势就会向恶发展。《大学》中也说了类似“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话语。可以看到这些语句无一不在提醒仁爱，以及将仁心惠及所有人。说白了就是在提示“亲”的重要性。
那难道只有“亲民”就好了吗？并不然。一方面来说，千人千样，我们不可能将每个人的道德要求保持高度相同；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只是去一味的爱人民，帮助人民，那人民境界只会止步不前。只有极少数有很强自我意识的人民能够被教化。如要确保作用，需要一定法律的要求、约束，才能国治，才能天下平。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知，其实阳明并没有完全否认朱熹的思想。“新”与“亲”都很重要，只是在阳明看来，“亲”或许已经包含了新，“新”仅是一种达到“亲”的手段。并且一定程度上，内在的仁心更为根本，这也是他时刻向人民与君王传达的意思。古代儒家的难处，都在于道统推向政统的局限性。一个圣君的出现以及能否与臣子合力兴国，非常之难。所以仅有爱和仁肯定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一定法律手段，才能实现并成就一个“理想国”。
如果结合自身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亲“和“新”分别会对应我们所说的“自律”和“他律”。对于人自身或者一个团体，都需要同时具备两者，才能有有效的进程，让世界充满生机。而“他律”一定是为了“自律”，只有自己明白自我存在的意义价值，而不是受外界“逼迫”而行，才是真正的自我，才是体现人之为人的独特。
所以，阳明的话语也是说给所有人。他希望天下人可以为自己做主，将自身的独特性扩而充之，展现人性光辉。并且，他也想将世间所有的枯枝残叶扫去，让充满生机的仁心激活这个世界，唤醒良知，让人活的真正像一个人。从一字之差中，我们能明白如今很多地方该如何引领。一个国家、一组军队、一个村镇、一个公司、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班级等类似组织，都需要同时具备“新”与“亲”。为了共同的目的，我们选择仁爱伴随法治，这样兼顾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也正是领导者和成员逐渐超越自我，最后立己达人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