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 孔子最痴迷的事（跟着靳大成学《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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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论语》课，我们会接触到孔子道德的审美观和处事的价值观。

7.14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几个月尝不出肉的滋味，说，真想不到音乐之美会达到如此的境界。

孔子是个音乐发烧友，他不仅精通音律，还有他对音乐的不同理解，从节奏和旋律的背后体会出另外的东西。

我们再温习一下《论语.八佾篇》中关于《韶》乐的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为什么要从《韶》和《武》两篇韵律颠峰之美的古乐中分出“善”与“不善”的之别呢？这里有孔子关于“乐”艺术之外的深层体感。

我们知道，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说服各诸候国恢复周礼，在礼的规范下实现天下大同的谦和社会，而“乐”正是“礼”的一项内容。所以孔子不仅教学中传授“乐”的知识，而且他也是真心喜欢音乐，很热衷于演礼奏乐，并且弹得一首好琴。这些还不算，对乐曲的熟谙只是孔子他的基本功，他更要从音乐中去感知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理解作者的审美取向。

靳大成引用了《史记》里孔子学习音乐的一段故事。

师襄子是鲁国的著名音乐家，特别善于击磬，所以被称为“击磬襄”，孔子也做过这个人的学生。

师襄子教了孔子一首曲子后，十几天过去，在师襄子看来，孔子完全可以过关了，但孔子还是反复练习不止。师襄子就建议孔子再学一首新曲。孔子说：“等等，等我完全掌握了这首曲子的旋律、节奏的变化之后再说”。又等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认为这首曲子的旋律和节奏孔子也完全掌握了，于是又提出了学习新曲的建议。孔子还是说再等等，他觉得还没有理解这首曲子的思想，又等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认为孔子对曲子的思想也应该掌握了，孔子还是不满意，说：“我还没有体会出与作曲者心心相印的共鸣”。终于有一天，孔子终于悟到了：“这曲的作者就是周文王啊？除了他还有谁呢？”

师襄子被孔子的境界深深地折服。离席深施一礼：“先生真是高人啊！当年老师教我的时候说过，这曲子就是《文王操》啊！”

孔子哪里是在欣赏音乐，他从《韶》乐的背后，是舒展着他对“礼”之精神的坚持啊！音乐的审美取向直指他治国的核心思想。

再回到《韶》和《武》。我们现在可以明白，孔子谈《韶》乐后面的“善”的内涵是什么？《韶》传为歌颂尧舜的禅让，而《武》是歌颂周武王开疆拓土。周伐商，虽是正义之战，但总不如权力的和谐过渡那样完美，这也是孔子追求“善”背后“礼”的形式，只有尽善，才能尽美，美与善要实现完美的统一。

7.5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人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冉有问：“老师会帮助卫君做事吗？”子贡说：“好吧！我来问问先生。”

进去见了孔子说：“你认为伯夷、叔齐这两个是怎么样？”孔子说道：“那是古代的贤人啊。”子贡又问：“那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后悔吗？”孔子答到：“他们追求仁德，也得到了仁德，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子贡出来对冉求说，先生肯定不会帮助卫君做事的。

我们交待一下这句话的背景：

当时的卫君是卫出公。卫出公就是卫灵公的孙子。卫灵公因宠幸名声不太好的南子，让南子把持朝政。这引起了当时还是太子的蒯聩的不满，后来太子刺杀南子失败，被驱逐到了晋国。

后来卫灵公去世，卫国直接跳过太子这个环节，让太子的儿子卫出公继了位。这个蒯聩也特别有意思，在权力面前，那是亲儿子也不让啊，于是在晋国的支持下开始回国复辟，当然，这个卫出公也是父亲爱权的基因，不仅不让位，还摩拳擦掌地积极备战。冉求问孔子会不会帮助卫君做事，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事。

后来蒯聩终于在姐姐伯姬的帮助下，说服伯姬的儿子孔悝背叛了卫出公，卫出公在亲友团的反水后被迫出逃，于是蒯聩成了后来的卫庄公。

就是这个南子引发了卫国的几十年内乱。在孔子去卫国时，南子还召见过孔子，这很让愤青子路看不上，在子路的鄙视下，孔子连忙自证清白：“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段故事很有趣。我们读《论语》，从一些小小的细节，就能看出各个出场人物的性格。

冉求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而且二人都有出色的政治才华，但相比子路的粗犷，直率，对老师也敢挤兑，冉求就显的胆小谨慎多了，在老师面前一直唯唯诺诺。

孔子对二人性格也有清醒的认识，比如同样一件合乎礼的事，对子路是说，你要请教了父兄才可以做，而对冉有就又是另一种态度，说，听到了马上就要去做。这也是孔子因人施教的教学风格，冉有的天性迟缓和稳重，当然以鼓励为主。对子路这个好勇少谋，冲动不过脑子的大头青，又是以抑制为主，时时敲打。

再说子贡，是孔子门下最能说会道的学生，还不时有点小自信。擅长交际，很会把握言语分寸，知迂回进退之策。

对于卫国父子争位这样的荒唐事，冉求有点拿不准孔子是如何想的，但也不好意思直接问老师，于是就是请托“大师兄”——子贡这个万精油。

当然，这肯定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不过子贡自有办法，于是他大包大揽，再就有了后面的子贡式智慧——迂回包抄的拿别人说事。

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在父亲去世后，因为互相推让继承之位先后出逃到了北海去生活。后来天下归周，二人因为劝说武王无效后，认为周代纣是以臣弑君不道之举，所以发誓不食周国的粮食，后来以野菜充饥，最终饿死在首阳山。

看来，孔子教育学生的那句话“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还是子贡学的最好，老师的言语就是老师的心声，老师既然如此推崇伯夷和叔齐，那么孝悌和仁义一定是老师最要坚持的东西，他又怎么可能支持卫国的那两个父子国君打架呢？

7.16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吃粗粮，喝井水，弯着胳膊肘当枕头睡觉，我也能自得其乐，通过不正常手段来获取财富和地位，对我而言就是过眼烟云，全是虚幻。”

这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但背后是孔子深刻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我们结合前面《论语》里出现的另一句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一起来理解。

孔子的追求，应该说已经拨高到了同时代人很难理解的境界。在周时，人们毕竟还没有从物质的绝对短缺中抽身出来，生存还是大多数普通百姓的第一要务。孔子的行为，完全可以用现代心理学马斯洛需求五层次来解释了。

人的需求从基础到高级共有五个层次，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群体归属需求，被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前三个层次为人的基本需求，是物质不够时代人们首要关心的问题。而孔子已经升华到了人的最高幸福感——精神境界的层次，也就是追求自我实现。

我们知道，孔子有普世价值观的自我实现要求，也就是“仁、义、礼、智、信”，从个人、家庭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最后走向天下大同的道德审美取向。

孔子认为精神的需求大于物质的需求，当物质追求和精神道德行为相悖时，物质不重要，坚持从吾所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决不为三斗米而折腰。

同时，孔子也承认精神需求必须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没有生命还谈何精神。只要取财之路合乎道义，职业高低贵贱并没有那么绝对，所以孔子强调“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孔子一直塑造“君子”的完美人格，真正的君子就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立足实际，尽已所能，不管任何时候，守得住富贵，耐得住贫穷，要的就是内心的平和及谦抑的道德之心。有此境界，还有什么外部的冲突能影响内心的自洽呢？

7.17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说，如果多给我几年时间，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经》，就可以少犯大的过失。

孔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既然孔子已经总结出了他五十岁时就有了“知天命”的境界，那他为什么还遗憾说没有早点学《易经》呢？

我们在梳理一下孔子的人生规迹，孔子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五十多岁才出来做官，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虽然满腔报负，虽千万人吾往矣，最终还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黯然回到家乡。

孔子在高龄提到“学《易》可以无大过”，大概是晚年试图和自己曾经的选择和解吧！或者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千回百转，履履受挫后才悟透了《易经》之道。

后来，孔子下决心研读《易经》，成语“韦编三绝”就是形容孔子学《易经》的典故。孔子读《易经》那样辛苦，不知读了多少遍，把串竹简的绳子都读断了好几次。孔子难道是从《易经》中找出占卜之术，后悔早没有用算出的天机去改变人生，从而达官显贵呢？

这种想法，是大多数人对《周易》的误解。我们许多人听说过“文王演《周易》”，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周易》是文王编撰的，这实际又是一个误会，《周易》应该是文王整理过，但《易经》的起源现在从考古学上已推得更远，大约在5000多年前的上古时期就有了，主要是巫史的算法，其中当然有预测学和占卜学。但从周以后，尤其是经《孔子》的整理，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包括天人观，吉凶判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复杂关系，天地人，山川草木，百兽鸟虫，势与运，是一个丰常复杂庞大而完整的演化系统。

我认为，孔子更可能是从学《易经》的过程中，参透了如何处事的底层逻辑。《易经》以阴阳八卦，概括了宇宙万物的产生规律，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阴是不变的东西，阳是变化的东西，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础。

这个世界，一方面极其复杂，另一方面，又极其简单。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的推进都是一个复杂的变化体，但在这个复杂的变化之上，还有一种超越你我他不变的永恒——第一性原理，也就是儒家眼里的“天道”。

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法，是一种以简驭繁的“简单之美”，所以孔子七十岁时终于做到了“从心所欲”与“守规矩”的统一，也就是找到了他于别人、与环境、与社会调整关系的“无过”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