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吕思勉《秦汉史》中战乱部分的理解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写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国家最大的事，除了祭祀便是战争了。这透露出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们对武力征伐的无限崇尚。
人类自从进入了文明社会，便免不了会发生各种冲突，个人之间的是小的争执，群体之间的是大的争端。而有了国家这种特殊的组织架构之后，冲突的规模放大数倍，即为战争。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有很大一部分对战事的记载。”
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战争，多为王朝统一，外族入侵，朝廷动乱，农民起义等，争夺的是权力，土地，物产之类的利益。本质上是两方甚至多方利益之间有积累已久或是很深的矛盾，在玉帛无法调和的时候，只好动用干戈来解决问题。战争一般是由势不均力不敌的统治者之间调起来的，在群雄逐鹿的过程中，得利的当然是获胜的一方，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场杀伐，满足了统治者的权欲，流的是将士们的血，牺牲的是无数的生命，以及平民百姓的安宁。
在秦汉短短四百四十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秦始皇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待政权刚刚稳固又开疆拓土，北逐戎狄，南平百越，扫清骑寇，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然而也是个短命王朝，至于原因，用贾宜《过秦论》中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足以概括。抗击匈奴，是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安定边疆，方便统治。
秦之统一并未给百姓带来平静的生活，其暴政使得民众积怨颇深，于是便有了陈涉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此为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由于缺乏作战经验，陈涉与吴广均死于部下之手，起义以失败告终。之后历史上许多的农民起义，大多数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农民军没有充足的武器，未受过专门的训练，更是毫无作战经验。陈涉首事后，天下各路豪杰并起，英布、秦嘉等六国旧贵族纷纷拥兵割据，刘邦、项羽继承陈涉吴广未竟之事，完成推翻秦朝统治的大业。
佞臣赵高伪造遗诏扶持胡亥上位，诛杀李斯、蒙恬，排除异己，二世为稳固皇位疯狂屠杀手足，导致秦朝局势江河日下。即使有章邯、王离此类国之栋梁，但因为秦王朝不行仁政，奸臣当道，气数已尽，本该与沛军作战的秦将被说服而倒戈袭秦，最终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入咸阳。我国第一个王朝如同流星一般短暂地划过历史的夜空，印证了“亡秦者胡也”的谶纬，只是“胡”非匈奴，而是胡亥，不知道始皇帝在地下知道后会不会气得不肯投胎了。
秦亡之后，项羽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诸王各怀心思，时局不定。实力最强的有项羽与刘邦，一山不容二虎，对封地不满的刘邦在公元前205年拜韩信为大将军，并联络诸侯声讨项羽，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经过彭城之战、成皋之战，两方势力形成对峙局面。潍水之战后，楚军失利，楚汉订立盟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引兵东归，史称楚河汉界。
楚汉盟约后刘邦在张良等人的建议下全力追击楚军，两军在固陵一战，项羽虽然小胜却在垓下遭遇重创，自刎于乌江。走投无路时项羽谓其骑“天之亡我，非战之罪”，本有机会渡河逃走，却说一句“天之亡我，我何渡为”选择了自刎。项羽认为自己会失败是天意，而没有深思人为因素。作者总结刘项之成败，汉有萧何守关中，除了韩信以下还赵、代、燕、齐，而楚因彭城之战而兵少食尽，这是主要原因。
洛阳宫酒宴上刘邦说起自己为何得天下，道破了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善用人，妒贤嫉能。《荀子·劝学》中写道“君子善假于物”，其实不仅要善于借助外物，还需善于用人，扬其长避其短，任人不唯亲而唯贤，才可多助，这也正是刘邦能够取胜的原因。
汉室初建，百废待兴，高祖分封王国，本意是为安定诸侯，却为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埋下祸根。
御史大夫晁错提议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因不满朝廷削弱自己的权力，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汉与梁国联合平乱，七国被废，西汉诸侯王势力基本消除，中央权力得以进一步稳固。此次战乱是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导致的，因为中央与地方不可能同时拥有很大权力，所以必然会有一方处于弱势，或是直接被清除，这里七国的情况便属于后者。
自文帝后匈奴逐渐骄纵，骚扰边境，杀掠人民，实为大患。元光六年，武帝开始出兵击匈奴。涌现出了著名的将军: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李广利等大将，汉将主要在河套平原，阴山山脉，河西走廊，漠北，西域等地区与匈奴交战。在四十几年间，先后有十几仗以及三次决定性的大战役，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地域跨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汉朝取得了较大胜利，占领匈奴大部领土，基本上解决了匈奴南下骚扰边民的问题，巩固了汉朝的统治。
汉武帝尚武，开拓的疆域颇为辽阔，后世盛时的版图已在这时略具规模。然而，武帝用兵有一定过失，作者评其“功不掩其罪”。“喜怒任情，用人以私”，文武百官中有许多是外戚以及合乎心意的宠臣，如卫青仅以和柔媚于上，霍去病贵不省士而不与将士一同吃苦等。又喜怒无常，决策不当，如对李陵灭族，对为李陵说公道话的司马迁施以腐刑等。这些都导致国力大伤，百姓劳苦。且按照现在的民族划分，匈奴只是华夏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们都把匈奴看做“夷狄”排除在外，这种旧的大汉族主义历史观在当今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有了统一的政权，才可以减少战争。
武帝后的昭宣元成时，无内乱，用兵于四夷，与匈奴抗争，远没有武帝时候激烈，史册上没有较大战役的记载。
西汉后期，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政治动荡，汉室“更受命”之说大肆流行，人心涣散，王莽趁机篡汉，建立新朝。为了稳固政权进行改革，非但没有缓和矛盾，反而加速社会动荡，赤眉、绿林军揭竿而起，推翻新室统治，这是继秦末大泽乡起义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史事实证明，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总会有人争相进行反抗。许多人会想着对胜利果实分一杯羹，然而最终得到天下的并不一定是在战争中出力最大的，于是推翻旧政后战乱犹在，笑到最后才是赢家，由此实现王朝更替。
王莽之后，汉室复兴，东汉开始。更始皇帝刘玄建立政权，却因为无道而坐不稳皇位，各地起义仍旧不断，短短三年被推翻。光武于河北自立，汉朝才算真正得以匡复。定关中，平群雄，开后汉盛世。匈奴分裂成南北两支，南匈奴与汉朝重修旧约，北匈奴退居漠北而衰微，西域得以安定，战乱较少。
后汉之时，外戚宦官掌握重权，皇帝形同傀儡。外戚与宦官为了满足贪欲争斗不断，导致政治腐败，经济糟乱，百姓生活痛苦不堪，最终后汉中叶后外患内乱四起。汉安帝时，乌桓、鲜卑开始反叛，边患逐渐严重。到了灵帝之时，幽州、并州、凉州三个缘边郡边患更胜。因为没有设置西域都护，后汉远没有前汉那样对西域驾驭得当。
除了外患，还有内乱。汉灵帝时，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朝纲不振，吏治废弛，边疆战乱，国势疲弱，盗贼、海贼猖獗，社会混乱不堪，然而税负沉重，于是光和七年有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虽然政府军取胜，但是因为朝廷涣散，诸郡割据，汉桓帝末权臣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东汉名存实亡。
董卓废立之后，其部将李傕、郭汜作乱。东方诸侯力争经营，曹操、袁绍、刘备之辈群起，曹操平定北方，孙氏占据江东。曹操于建安元年入洛阳，东平吕布，摧袁术，走刘备，北破袁绍，西抚关中，中原略定。
然而，赤壁之战中曹操犯了兵家之忌而失利，使得天下三分之势初成。赤壁之战孙刘联军能够以少胜多，不论是史书还是民间传说，皆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有天时地利人和，这其实也是古代对战争中各种影响因素的归纳。
刘备占蜀地汉中，孙吴处长江以南，曹魏雄据北方，三足鼎立。三国势力互相拉锯交战多年，实力有所消长，但始终没有撼动三方稳固的局面。三国末，蜀国因少主无能，贤才稀少，且连年征战而每况愈下；吴国强夺荆州杀关羽而与蜀国反目，蜀汉灭亡后吴国无力对抗强大的魏国，势力愈衰；魏国被司马氏专权，成篡魏之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天下最终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司马氏建立晋国，分裂暂时结束，天下得以一统。此后，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纵观秦汉四百多年历史，天下分分合合，正是印证了《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理。掌权者频频更替，长久的可以持续几十年，短暂的的如同昙花一现，变的是王朝的姓氏，不变的是封建国家装置。凡遇到多方权力利益冲突时，便争战不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无数相似的场景在历史上演着。在人类历史画卷上，战争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个远离了尚武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历史教训，为世界和平出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