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深圳同调

谈论“人”与“城市”是个很综合的话题，因为两者的运作都有很复杂的系统支撑，而且影响因素繁多，难以总结具有普适性的规律。所以笔者在这里用“同调”这个形容数学对象联系过程的拓扑学词汇来概括人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也许对于大多数城市的新居民来说，买房可能是个体推进城镇化的最直接体现，但是当下的高房价对很多一般收入人群来说并非易事。所以本文不谈论太多个人经济行为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而是更多从社会角度谈谈个人发展如何跟上深圳的脚步，个人需要保持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行为、生活方式、甚至生活态度，能与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保持统一步调，共享繁荣。

对个人“城市性”研究最富盛名的人物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斯（Lousi Wirth），他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首次从社会学意义上定义了城市。路易斯.沃斯的观点在深圳也得以体现。乡村和小城镇的人际关系受血缘纽带和共同的社会传统影响较深。而在大城市中，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亲密关系的群体，虽与大量的组织群体相连，但极少依赖于特定的人。因为追求效用与效率，行事难免会以功利为导向。当然，真实的城市关系并非简单的“功利主义”可以概括。

在深圳这座1190.84万人（2016年统计）居住的城市里，每年高压力高房价让一批人离开后总会有更多的人被这座城市的前景所吸引而参与进来。是不是我们可以残酷的认为，“深圳的发展消耗着一批人，也吸引着更多其他的生产者加入进来”。

1，族群的多元化使得带有地域色彩的活动被淡化，公共活动与文化、科技产业联系更紧密

近年来有“深圳制造”烙印的文化项目层出不穷。200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深圳获得世界第六个“创意设计之都”的荣誉。华为、华强、雅昌等知名文化品牌不断涌现。虽然有“四川黄贝岭村”，“湖南水围村”这类”“亚文化圈”，但很少以地域作为利益群体分类，深圳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使这座城市成为最佳的人才孵化器。

主要建设者一般来自这两个阶层——灰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灰领阶层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人口在300万左右，占到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类人群喜欢“提前”消费一些“需要努力一下才能买到”的商品，乐于参与文艺和设计生活，有一定公民意识。蓝领阶层也是深圳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城市的主要建设者，人口占到城市的百分之八十，这类人群薪水偏低，受到文化程度的发展环境的限制，难以享受到应得的城市资源的福利待遇。

这两类人口推动了深圳发达的服务业、繁荣的商贸、源源不断的科技发展创意和动力。按照深圳二手房房价：55008元/平方米（2017年11月数据）计算，一个家庭想居住得稍微舒适一些需要60平方米。支付同等面积二手房需要330万元，如果再考虑上涨的房贷利率，笔者对这两大阶层在深圳购置房产长期生活不敢持乐观态度。也就是说这类群体内大多数“不是归人，只是过客”。而深圳的购房方向由15年的“关内高端化，近郊中产化，关外刚需化”的形式变为17年的向龙华发展，可以看出市民倾向于在未来的城市副中心和产业中心买房。

好在生活存在许多出入，甩开传统的价值观，租房未必不是更经济且优质的选择。再者，如上文所说，深圳在消耗着一批人的同时，也暗藏着许多机会。

2，共享经济快速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催生专门运营公共活动、空间的团体或个人。

2015年末在深圳，共享经济下的一系列产品刚刚兴起，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产品随处可见，通过APP人们可以网约车，甚至免费出行，可以线上或线下交换闲置物品，可以将空置的房间出租。

比如深圳产业园就设有共享实验设施、产业用房、甚至人力资源的孵化平台，甚至还有独立的社交相亲平台。

运营者以公益或其他名义运营共享经济，给使用者做担保。而且因为大多数外来居住者在深圳没有可靠的亲缘关系，这种由“共享”达成的合作关系似乎更可靠。（所以与其说大城市“人情冷漠”不如说大家都是“热情的利己主义者”吧）

这种经济模式对城市产业、空间运营产生影响。在年轻的白领群体中也存在着各种名头各种主题的社团组织，由专门通过组织社会集体活动的公司或个人运营。这些集体活动使得共享办公、创意产业及休闲娱乐等活力空间得以将各行各业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个人经历来说，在深圳人们并不冷漠，很多人能笔者感觉到“这个人的身份/工作/经历或其他一些特质很有趣，非常吸引人”，大多数人（年龄在35岁以下未婚人士居多）也非常乐意在社会活动中分享自己的故事。

3，存在感极强的独特的“城中村”势力

这一特征涉及到一类群体——深圳原住民，总规模在50万左右的“老宝安”原住民群体，以客家人为主。居住在城中村的原住民阶层主要靠租赁不动产和集体股份分红牟利。他们的利益与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房产政策同步，依赖于城市的发展状况。

“深圳土著”们如果住在未来城市建设或更新区域有房产，那就约等于“亿万富翁”了。（没错我说的就是白石洲）一个普通的原住民家一般拥有一栋七层左右的楼房，按面积2000-2800㎡，深圳产权均价2万元均价算，原住民家庭固定自残在4000万以上。这类人群只需要收租，对自己的房产维护管理就可以达到一般企业中高管理层的收入水平。

城中村房屋建设不和规范，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且空间狭窄，人居质量差，因此也租金偏低。着实为很多刚刚落脚深圳，事业起步的人们提供了安身之所。如岗厦、梅林村等城市中心区附近的城中村也成为诸多白领的落脚点。笔者初到深圳的时候也是住在梅林村的，每晚被啤酒烤串和各个省市风味的小贩包围。偶尔会听到“物业”和居民争吵。

城中村的存在为前文两个群体解决了一定的经济问题，也使得更多新来的“深飘客”不会因为高额的房租而只能选择租住在偏远的区域。让更多的人享受城市公共资源，参与城市建设，这也许是城中村存在的合理之处。

作为此篇的作者，我承认自己在开始落笔之前抱有太大的野心，希望能从深圳城市的发展得出一些结论，从而指导个人的行动。但是最终，我也只能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深圳的现状。

城市是个过于精细庞大的系统，而人又何尝不是呢？人的特性、集体性和城市性融汇在每个人的生活、工作、社交之中，难以概括。“城市，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如何更好的生活在深圳这座城市中，是我未来几年需要认真学习的核心项目。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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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0日

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