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城:字里行间仙气弥漫,却非与生俱来(一)
第一次看到阿城这个名字,大约是在1996年春天,那时我是一个心情压抑的士兵。那是一本没有前几页也没有后几页的文学杂志,如果今天扔到大街上,一定不会有人捡。
当时的生活很单调,凡是有字的纸,我都会认真地看看,生怕错过了什么。那杂志上有一篇小说,阿城的《棋王》。读了前半截,说不出具体怎么一个好,只是觉得风格有些怪,字里行间弥漫着那么一股子仙气。不由得暗想,这作家何许人也?怎么感觉像个隐居山林的道人?小说也可以这么写么?
后来,我推测那本破杂志应该是《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一类。
更让我苦恼的是,那本纸页发黄的杂志不知哪年被我们连队一个书法爱好者当了练字的草纸,那字是在临颜真卿的楷书,在我看来写得很一般,每一个字都透着心浮气躁。天杀的那书法爱好者,偏偏在《棋王》的后半部分开始练字。如此一来,我就看不成后面的结局。
几年之后,确切地说是2001年春天。我有机会到军区报社学习新闻采编业务,终于能够上网。虽然说军队内网,但也有网上书院一类。趁着编辑们中午不在,我第一个搜了阿城,找到一篇相关的文章,一个现在已经记不清名字的文学编辑写的“趣事”一类,其中原文照录了还属文学青年的阿城,应文学编辑之邀而写的“阿城小传”:
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一九四九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我翻出了我的一个笔记本,记录这段话的时间是2001年5月7日。记得当时,对于“出生于一九四九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以及“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两句话,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啊呀呀,亲娘啊,人可以这样面对生死忌讳,也可以这样不失时机地幽默一把。我心里明白,能够让人从他所写的文字中,真真正正地感受到幽默的人,当然是一个智慧之人。如果一个所谓的作家写出的文字,跟豆腐渣嚼在嘴里的感觉一样,那还写个什么劲呢?怪不得此前我第一眼看过《阿城》,竟然感觉这人的行文之间弥漫着一股子仙气呢,就凭这几百字的自我介绍,足见一个人的真性情。
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这篇“阿城小传”读过,必然催促着我在网上找到了《棋王》,一目十行地读了下去。我有些兴奋,那感觉是与一个人的偷情,又渴望,又兴奋,又担心……担心什么呢?我担心《棋王》的未知部分并没有几年前想象得那般美好。由此可见,我是一个心理复杂且又多疑的人。但是,此刻,我所写的,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
《棋王》中,有这样让我一度亢奋的句子: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
这里是描写“棋呆子”王一生的“呆”,却像是有人在我面前飞起一脚,直截了当地踹开了我心间的那两扇沉重的门。我草,写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特点,原来这样才算是写进了骨子里啊!原来可以把一个正面人物写到如此龌龊的地步!所以,这些年过去了,我却一直在心中万分感激那个“落在衣服上”又“掉下地”的饭粒,一个能为一粒米饭“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的人,定是一个异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奇人。
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节慢慢地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
这一段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的精神形成了严重的刺激。甚至,我一度认为,这辈子我也不会摸进文学写作的大门,我这样的愚蠢货色,天生缺乏悟性。据我在网上查到的信息,阿城在写《棋王》之前,貌似也没写几篇像样的东西,为什么一出手就是这般石破天惊的份量?这不是天才,那什么样的人是天才?什么样的作家还能算得上天才?
第一次完整地读过《棋王》的那一刻,我突然就自卑了,突然就心灰意冷了,甚至是彻底绝望了,想改行的心都有了。而2001年春天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我差不多就是一个坚持每天写稿的机器。虽然那时候我往报社的投稿都是手写的,但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写稿投稿的机器。在对待写稿的问题上,我曾经像某一门派的信徒一样偏执,认为每天坚持写一篇稿子才是虔诚的具体表现。
我说过了,我一是个沉不住气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急性子。完整地读过《棋王》之后,我又狼吞虎咽地读了《孩子王》,我X,人家这才是小说啊,我写的那是什么狗屁东西?我突然就想骂人,感觉此前是受了误导受了迫害。因为就在我读《棋王》、《孩子王》之前的白天,报社的一位老编辑还给我讲了一通如何写好一个人物,大致的意思是你要改掉你在此之前写人物“调子太灰”的不足,就算是人物原型的身上有这样的特点,也要讲究个取舍……
在阿城先生的“二王”面前,白天的那番理论简直就是梦话啊,我的天,这是要害死的节奏么?再看,阿城先生怎么写一个人呢?
一月里一天,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我不知是什么事,进了门,就蹲在门槛上,等支书开口。支书远远扔过一支烟来,我没有看见,就掉在地上,发觉了,急忙捡起来,抬头笑笑。支书又扔过火来,我自己点上,吸了一口,说:“‘金沙江’?”支书点点头,呼噜呼噜地吸他自己的水烟筒。
这是小说《孩子王》开头部分的一段。这里所写的“我”,一个在生产队劳动了七年的下乡知青,队里的活,样样都会做,只是做不到人先。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在生产劳动方面不能领先一步的人。面对支书,“我”自然心虚,于是,“进了门,就蹲在门槛上”,支书向“我”扔过来一支烟,我竟然“没有看见”,其中原因,一定是“我”正紧张得低了头,准备接受支书的训话。
终于,我发现,阿城果然是驾驭语言的天才,一样的汉字,到了他的手里,味道就跟别人写出来的不样了,他能做到字少,而意思丰富。如:支书扔过来一支烟,“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一连串的动作,“发觉了,急忙捡起来,抬头笑笑”。读到这里,我又有了要骂人的冲动,这十二个汉字,经过了阿城先生这么一组合,简直就是一组电影中的特定镜头,“我”的脸上满是卑微与巴结,还有内心之中难以言说的恐慌……什么是大师手笔?这就是了嘛。
再往下读,我就感觉自己的心思不大够用了,就感觉这阿城先生在他的看似平淡直白的文字中布下了机关。譬如,支书传达了上级通知的当晚,一起劳动的知青在宿舍里喝酒祝贺,一个风情万种的姑娘出场了:
在队里做饭的来娣,也进屋来摸着坐下,眼睛有情有意地望着我,说:“还真舍不得呢!”大家就笑她,说她见别人吃学校的粮了,就来叙感情,怕是想调学校去做饭了。
我在第一眼看到这句“进屋来摸着坐下”时,突然就晕头转向了,进屋就进屋,坐下就坐下,为什么非要弄一个“摸着”?多余吧?这二字有什么必要?我在这里停了下来,心中十分伤感地在想,阿城先生为什么这样写?如果让我来写这样的场景,写这样的一个姑娘,我会不会把“进屋来”、“摸着”、“坐下”这三字动词如此这般令人费解地组合在一起?难道这就是为了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想来想去,心里乱成了一锅菠菜汤,没个头绪,只好继续往下读。面对知青们的嘲笑,来娣姑娘的表现如下:
来娣就叉开两条肥腿,双手支在腰上,头一摆,喝道:“别以为老娘只会烧火,我会唱歌呢。我识得简谱,怎么就不可以去学校教音乐……
看看吧,“叉开、两条肥腿、双手支在腰上、头一摆、喝道、老娘”这些词汇,这可是一个识得简谱的大城市来的知青姑娘?分明一个荒野乡村中的泼妇么!再往下看:
来娣脸也不红,把酒杯一顿,斜了老黑一眼:“什么狗尿,这么稀罕!
一个天才作家的魅力就这里。看起来是一行再普通不过的汉字,经他的手,如此不可思议地组合在一起,就有了这般猛浪的味道。那句中的一个“斜”字,一个愤青女子的形象就立了起来。我时时反思,若我等蠢货写这么一个场合下的这么一个女子,我大概会“斜着眼睛瞪了老黑一眼”,或者“朝着老黑翻了翻白眼”,或者“狠狠地瞪了老黑一眼”,只是万万不会想到世上还有一个“斜”字可以妥妥地用在这里。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怀才不遇的姑娘。如此个性鲜明的女子,如果不是作者当年在云南做知青时亲眼所见,又如何凭空想象得出?可是,话又说回来,就算是我这样愚蠢之人眼前有一个这样的人,我又有那个能力把握得住?又有那个能力用文字描述得这般鲜活?
很多年之后,我在一本关于《史记》的书里,知道了“笔势飞动”这四个字。今天想来,阿城先生应该算得“笔势飞动”的一类。能以简练的笔墨把“来娣”姑娘这个人物写到如此生动的份上,只有天才型的家能有这样的手笔吧?
当时,看过了来娣姑娘的精彩表演,我有些撑不住,准备回宿舍睡觉去。待我关了电脑关了头顶的灯,准备锁门离开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刚才为什么写来娣“进屋来摸着坐下”,那是文革中的一九七六年啊,那是云南山区的农村啊,根本不通电啊,晚上要用油灯照明啊……我日你先人,理由在这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