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做圣贤，打量我干什么？

您做圣贤，打量我干什么？

十二月十九日，在小院遇见一位喜欢的兄长，他拍着我的肩，淡淡笑着说：Z老师又夸你了！

自从介绍过王小波之后，Z老师已经夸我很多次了。他每次出门给人讲《诗经》，讲周礼，讲道德，讲传统，讲国学，每每到亢奋处，就会把我提溜出来，像潘仁美对付杨七郎一样绑在旗杆上，然后射个乱箭穿心。

兄长是诚朴宽厚的谦谦君子，原本一番刀来枪往，竟被他说得风轻云淡。兄长说的夸，其实应该加上双引号的，所以我小心地回他：您若再见着Z老师，就说这“夸”我消受不起啊！

时光回溯到一年前，在渭河之滨的一期读书会上，姗姗来迟的Z先生，进门拿起话筒，就先对我乱砍乱杀一通，好像在为他随后要讲的煌煌之音做一些黄土扑街、净水洒地的开路工作。我就坐在台下，他的强悍让我脖子有些凉嗖嗖，好像有冰冷的刀锋划过。

我曾经也视Z老师为兄长，并交流过对时下“国学热”的看法。谈话中，我提到了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老先生只承认“国故”，从无“国学”一说，并转述了王小波的观点——“国学”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国学”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Z老师听从了我的建议，取掉了微信名称后缀的“国学”二字。

谁知，刚翻过身，再正常不过的一次文化观点的交流就被说成是对传统文化的“恨”，进而是对先哲圣贤的“恨”，甚至超拔到对国家民族的“恨”。

这个拿着一摞大帽子胡抡的动作，凡是经过极端年代的人应该都非常熟悉。我虽没有经历，但我也深知假如时光真流转到五十年前，如果再度“清理队伍”，我必为他驱逐的“异己分子”！

看来，每个人的历史脚步是不一致的，尽管我们大部分人已经迈进了现代社会，但那些爱迟到的人总还有一只脚停留在过去。但这是个人的自由，我无权干涉与批评。我们老家有个祖上是财主的老郭头，日子虽然破败了，但老郭头时时不忘祖上的荣光，最大的爱好就是躲在高墙围圈的大院里，摆弄着祖上传下来的盆盆罐罐以自娱自乐。但老郭头从不逼着我一块和他扮鬼吓唬人，所以我也从不冲着他吐唾沫。

我无意就学术观点的异同，再和Z老师进行任何辩驳，我相信历史对此已有定论。我想在此讨论的，是如何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平等交流的问题。

七十年前，胡适先生说过，在这个绝大多数人都信神的国度，“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思想，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者把我捆在柴堆上烧死。这个国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可爱之处，大概也在于此吧！”

黑暗如磐，灯光如豆，得益于五四先贤们在历史隧道里的一寸一寸掘进，才使我们今天身处的社会呈现出令人称道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个社会已经能容忍不同形态事物的存在，也能容忍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脾气爱好的人都能存活。这种容忍，让人看到了社会的进步与善意，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用善意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善意。

老家的人有一句话：老狗能叫，小狗也能叫。这话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也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对此，我们必须尊重。古人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要讲，即使己所狂欲，也不能强施于人。比如，你爱吃臭豆腐，但你不能逼着我也吃臭豆腐；反过来，我不喜欢臭豆腐，但我不能捏着鼻子号召大家抵制你吃臭豆腐啊！

人们的习惯总是喜同恶异，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和行为，总是相信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总是认为和自己不同的观点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是邪说。可以翻翻人类的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革命史，这类对异端的迫害，对异己的摧残，对宗教自由的禁止，对思想言论的压制，屡见不鲜。其本源就是人们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也不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历史上的许多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持异议的，往往是少数人。在近代民主国家，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因为多数人都认可的，未必是对的；少数人认可的，也未必是错的。不是有句话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再说，此消彼长也是自然界的规律，多数可能会沦落为少数，而少数也可能会积累为多数。《新约•马太福音》说：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最小的，等到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像一棵树一样，可以让飞鸟驻留。”所以，很多事，尤其是是非对错是不能用一句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就能决断的。

让人惋惜的是，经过上世纪以来的漫长的“革命训练”，时至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就事论事和平等对话。大家可以翻翻网页，原本正常的社会对话，总是充满语言暴力，人们争着抢占道德高地，以便和不符合自己利益和观点的“敌人”互掷刀剑。这种让人胆寒的戾气，会让你觉得自己还生活在一个暴力指挥头脑的不理智时代。

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发起成立了“公民论坛”，提出了《对话守则》，在布拉格的街头巷尾广为张贴，主要主张有八项：一是明确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斗争；二是不做人身攻击；三是保持主题；四是辩论时要用论据；五是不要坚持错误不改；六是要分清对话和只准许自己讲话的区别；七是对话要有记录；八是尽量理解对方。

与此类似，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出了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也是教公民如何平等对话的。书里提出了对话四大铁律，即“不跑题、不攻击、不超时、不打断”。其中的“不攻击”就是不做人身攻击，这是说理的根基，罗伯特指出，怀疑动机与道德质疑对某个事务的辩论或观点的确立毫无意义。

王小波说过一个类似的观点，他说印尼的爪哇岛有一种土著人，此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惧战争，就是害怕不干净。因为这个原故，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撅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他由此引申，当我们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审美情趣、文化修养、科学知识等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常常不能使人惧怕，但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往往使人胆寒。

我们的文化传统讲究“先王之道”不可悖，“圣人”把一切问题都思考和解决了，后来的人只需要照着做就行了，“圣人之言”是不允许怀疑、批判、分析、实证的，否则，立马就给你扣一顶不敬祖宗，不尊圣贤的大帽子。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礼记》是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一部儒家经典，其中一段话——“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两千多年来，常被一些人作为党同伐异和打击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根据，每一声“杀”都让人胆战心惊。

五四时期，胡适先生提出：容纳意异议，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的根本原则。历史事实也证明，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文化就不会有“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蔚然大观。再说，不容忍的社会，是一个猜疑、冷酷和危险的社会。

小村兄提说过一个故事。2015年10月，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因采访二战和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中的幸存者，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因为人类某些集团的过错而造成的对人类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毁灭性伤害，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报出之后，最仇恨她贬斥她的，恰恰是来自她故乡的同行——来自祖国和故土俄罗斯的作家们，用最狠毒的话语抨击她、贬斥她，说她不是个“作家”，_甚至认为她的写作不是文学。

这一釜底抽薪的蛮横，恰恰证明了一个清晰的现实——当你坚定不移地保持自己的操守时，你无意中把你队列中的小丑给暴露出来了，于是他们把你当一个异类来收拾，恨不得给你嘴巴里塞上一坨屎，以免你多说半句话，让他们变得更丑陋。

不让人说话，不让人说真话，更不让人说反对的话——这是人性的阴暗，也是某些人类团体的集体丑恶。

王小波有篇文章叫《理想国与哲人王》，说，人脖子上有一道纹路，旧时刽子手砍人，就从这里下刀，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出于职业习惯，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象这个活怎么做。这个刽子手比喻那些总想用自己的高风亮节打量别人的人，王小波说哪怕他碰到善养浩然之气的孟子，也要抱怨道：您养正气是您的事，打量我干什么？

我也想这样问问Z老师：您做您的圣贤，打量我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