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区日记 三

明天开始，学校停课了。/ ?

这样说，其实并不准确。学校只是取消了春假前两天的课，并准备在春假后的两个星期内以网课的形式开展课程。校长在邮件里提到，学校并没有停止运转，住在校内的学生依然可以使用宿舍、饭堂、图书馆等设施。而至于三周后的课程应该如何运转，管理层没能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所以提醒学生留意邮件更新。

这是新冠肺炎来到西切斯特县第二个星期。昨天，在校长做出使用网课的决定前，纽约市长宣布在离学校五公里的新罗谢尔区设立了方圆一公里的管制区域，国民警卫队会驻扎此地为当地被隔离人士派送食物。于是，我所生活的区域，也被正式地打上了“疫区”的标签。

然而我与新冠肺炎的博弈，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便开始了。去年十二月底，我从网络上得知了新型传染病的存在。一月初入境香港时，接受了要带口罩的教育。紧接着一月底在去美国的飞机上，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开始解封。在国内疫情爆发的整整一个月里，我的梦都会看见一只被注射着各种奇怪药剂的猪。

走到今天，我已经对疫情的到来做了不少心理预备，也不再过分感到害怕。同时，我对更多切实的社会需求感到担忧，一些现实的顾虑也随之而来，计划好的讲座、毕业、与毕业后的去留。

开始写日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感受到了身处在变化中的风暴里的紧迫感。疫情消息的到来，打破了以往循规蹈矩的生活模式，把一些平时鲜少关注的现实问题摆在里桌面上。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决定被提出，而后我们的生活也被随之改变。从“远程抗疫”到置身海外疫区，令我比较感慨的是，我能有幸去经历与见证他乡的选择。英文中的“Alternative“是我学习中常需要思考的词。这个词拆分后再直接翻译过来是“另外的”与“本地”，含有“替代物”与“另一个选择”的意思。从疫情爆发的时候开始，我已经算见证了两次社会应对疫情的时刻。

“远程抗疫”期间，我虽有每天与父母通话，但在作为在遥远的象牙塔的子女，我没有在应对疫情中切身面临取舍。当时我对很多关于封城、停工、上网课的选择，并没有很直观的感受。只是认为若这是被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就应该马上实施，所有群体都应该支持。但当同样的问题成为我先面对的现实时，我便发现这不是一个可以用简单的文件与号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譬如，使用网课。

在疫情于社区中初见端倪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公共群组内讨论关于上网课或停课的可能性。国内的防疫措施提供了我们去理解疫情解决方式的蓝本。但社区当时有限的案例，以及看似不太危险的死亡比例，使新冠不足以成为让当地居民放弃手头上工作的理由。但社区居民与身边的朋友都有保持警惕，亦有国际学生组织起来推动学校为疫情做出交代。

然而，让学校停课，或者贸然选择使用网课，都不是可以随意做出的选择。这也是我在经过不断的交流后，才逐渐得出的结论。有来自法国的交换生告诉我，她很害怕停课后她会被赶出学校，甚至要求她遣返法国。她家在巴黎，里面的疫情也相对严重。后来证明，的确有不少学校停课或者转为上网课后，要求学生离开学校。我有一位来自刚果的国际生朋友所在的学校要求他们在周五前离开学校。他是通过政府奖学金赴美求学的，不肯轻易回家，只能在镇上的农场找了一个临时住处。后来听说身边有在加州读高中的小孩也面临同样的事情，这样还是孩子的留学生们应该怎么独自应对这些问题，也仍是未知数。

在我们学校宣布上网课前，疫情紧急预案小组组织了一个邀请了全学校的学生、老师以及职员参加的线上会议。会议中讨论了网络课程，被划分为隔离区，以及春假出行的可能性与学校的应急方案。进入线上会议时，我正在为自己做午饭，有同学对学校转换为网课时会不会给学生提供素食食物的问题进行了提问。也就是在这个乍眼看甚至有点好笑的问题，让我感受到了这间被我批判很多次的学校中的社区关怀。会议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也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回答。比如，我在问到关于一些已经计划好的座谈会应该如何处理时，并没有收到正面的答复。

当天下午学校便发布了关于转为网课的消息，当时我正在课堂上苦读“不知为不知”的希腊文，窗外忽然传来一阵欢呼声。我想，若不是在嘲笑我蹩脚的发音，那是十之八九是因为学校正式发布消息了。其实参与过线上会议后，我对这件事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我更为参与过这般相对开诚布公的集体讨论感到荣幸。集会让我感觉我对身边将要发生的事情是知情的，且对其提出了我自己的忧虑。

我鲜少有这种感觉。也许是从小在寄宿学校中长大的缘故，我对集体与个人的感觉十分复杂。一方面，深知集体生活中的潜规则的我，十分清楚“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另一方面，我深刻地认识到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要“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习惯了随大流且不参与，即使以及忘记在害怕什么。

我感激这次社群体验，但并不是指是外面的月亮更圆。实际上参与线上讨论的人比起校园中生活的人来说并不算很多，而且由于其设在中午，饭堂员工也许无法参与。然而面对未知的疫情，任何理性的集体思考，都是掷地有声的。

今天，是春假前的最后一天。上课时，有同学提出，她对网课的形式感到可惜，因为有太多的面对面的感触与交流是无法被屏幕所传递了。于是，我的教授为我们分享了他身边在世界各地的教授对于“上网课”的讨论与看法。

有教授谈到，短期的“上网课”有可能会发展为长久的“离开教室”，这也许会对提倡批判性思考的人文教育造成打击，并且进一步将教育商品化为技能学习。还有教授认为，不少学校的疫情紧急预案小组仅有行政人员组成，学生与教授并没有一席之地，长久的“远程网课”，会使工会更难得到组织，教师以及学生群体难以团结起来争取权益。最后一个教授提到，对于没办法购置电子设备的学生来说，“上网课”十分艰难。很多中产阶级的孩子，一直接受着“要获取大学文凭”的观念，对于较早接触网络的他们来说，上网课也许没有太多的困难。但是，考虑到使用公共图书馆里的电脑也有限制，他很害怕那些无法获取渠道的同学，会消失在网课里，甚至是消失在教育系统里。

教授谈到，他与我们分享这些，是因为“上网课”不仅因为教授在对网络授课感到有所顾虑，也因为“离开教室”这件事其实与更宏大的社会变化浪潮相连。他的好友娜奥美·克莱恩曾在旧作《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谈到机构利用灾难与危机为理由，来介入与改变现有规则。

我很感激他愿意与我们讨论这些思考。在那个时刻，我不再觉得自己如同植物一般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洗礼。我是这场教育的参与者，与我有关的每个微小细节，都值得被深究，被思考。我最喜爱的两位哲学教授，曾想要一起出一篇论文，把里面的所有句号，都换成问号。只因我们的每一次断然言之，都藏着我们不经意间的武断臆测。

这两天发生了太多的事，但我想，能此刻的人生的节点见证与思考，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如同观看悲剧的人，一边感受其中的苦痛，一边感慨其外的精彩。那句有名的诗句如是说，“切勿无知觉地走进那良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