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越轨的冲动，但最终都要回到轨道上 | 观影：《身为人母

一个越轨的人，要么翻车，要么开辟一条新的轨道，但大多数的越轨，最终都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题记

《身为人母》是一个不靠谱的片名翻译，实际上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Little children》。这部2006年上映、获得多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电影，获得关注的噱头多是因为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主妇婚外恋的激情故事。但除此之外，实在是有太多婚外恋以外的东西值得一看。

表面上这部电影探讨的是美国中产阶级在获得物质的满足之后，如何面对心灵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索然，但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部关于“越轨”的电影，而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出轨”。

社会学对“越轨”一词的定义是：【违反群体或社会的标准或期望的行为】，电影里出现的四个主要人物：身为人母但身陷婚外恋的Sarah、因为屡次考律师执照失败而暂时当全职奶爸的Brad、因执行公务误杀一个孩子而提前退休的警察Larry、以及一个因为猥亵儿童罪入狱又被假释的罪犯Ronald，他们通通都是徘徊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外，也就是“越轨”的人。

在一个小镇里，一群持主流价值观的人和这四个越轨的人故事互相交织在一起，令整个观影过程都带着一种莫名的紧张感，电影里的每个主角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人性中最隐蔽的冲突被放到荧幕上，令人不安又想深究下去。

整部电影似乎都在探讨这个伴随我们一生的疑问：“我究竟是应该按照别人希望的方式去做，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 在规范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会面对这样的张力：遵守，还是不遵守？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本我是最原始的部分，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如饥、渴、性等，支配本我的是快乐原则；而超我则是人格中的道德部分，成分是社会道德规范、个体的良心、自我理想等等；而自我则是由本我和超我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本我产生的各种需求，因为受到超我的限制，不能在现实中立即满足，需要在现实中学习如何满足需求。

“别人希望的方式”常常是带有超我性质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我自己的想法”则是带有本我性质的本能和随心所欲，上面那个疑问，常常是自本我和超我不可协调的冲突。

刚出生的婴儿就只有本我的部分，没有自我和超我，所以这部电影名叫《Little children》，寓意大概在此：小孩子在懂得规则和被高度社会化之前，“越轨”是他们做得最多的事，他们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却也常常闯祸，被大人训斥。长大成人就意味着对规则和秩序投降，压抑本能是为了社会化。

成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需要社会制度和规范来提供秩序，于是我们共享一套普遍的价值标准，就是主流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的制度化（超我）最大限度地压制人性（本我），人永远是庞大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零件绝不允许有个性，如果想保持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就必须服从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与日复一日的机械和枯燥对抗。

影片中常常出现滴答作响的时钟和火车轨道，它们都是分毫不差、具有严苛控制性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的隐喻和象征。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跳出规则，但一旦选择了主流价值观或者社会规范以外的选项，我们就会成为“越轨”的人，“越轨”就是走向“超我”的反面。越轨的人是危险的，很可能因此被主流社会碾压和抛弃，无论这种“越轨”究竟是对既定道德规范的颠覆，还是为了打破主流群体观念的偏见。

凯特·温斯莱特饰演的已婚主妇Sarah是一个文学硕士，因为受教育水平远高于镇上的其他主妇，所以看待事物的方式与她们完全不一样，从她和大家对《包法利夫人》这本书的评价就可以看出：其他人认定包法利夫人是个“荡妇”，她却说包法利夫人是个女权主义者，不甘于平淡，通过不断的尝试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但这种差异恰恰成为Sarah融入主流的枷锁。其他主妇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执着，颠覆规范和秩序对她们来说是绝对的禁忌。与她们格格不入的Sarah被边缘化了。

Sarah的丈夫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颇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一个大公司的高层。却无意中迷上了色情网站，沉溺于自慰的他即便在“公司”这种“超我”严密监控的场合也不能自已，本质上同样也是一种“越轨”，本我对超我的另一种反抗，只是用更加隐蔽和令人尴尬的方式。

在婚姻和家庭的双重再改造下，文学硕士Sarah不得不放下自我照顾家庭和孩子，她甚至没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得不成为一个家庭主妇。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作为人妻人母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让她陷入了迷茫和混乱，颠覆既定轨道的渴望与日俱增，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与同样处于边缘状态的有妇之夫Brad发生了婚外恋，以此来对抗令人窒息和毫无激情的生活。

男主角Brad是一个考了两年依旧没有考到律师执照的法律系毕业生，在家复习的同时兼任全职奶爸。他拥有一个方方面面都完美无缺的妻子，是主流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她希望Brad能成为一名律师——另一个同样能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角色。Brad对这样“正确”的人生毫无野心和需求，但他又需要一个资格来进入主流社会，以此来匹配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事实上在橄榄球场挥洒汗水恣意宣泄荷尔蒙的激情才是他心之向往。他是另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拒绝被社会化。

困惑的Brad带着孩子在公园与同样迷茫的Sarah相遇，他告诉她自己的处境，Sarah则震惊于Brad的坦白：“他似乎对自己的失败没有任何羞耻感，但大多数男人不是这样的，他看上去很孤单。”

原本两人那个“惊世骇俗”的拥吻，只是为了挑衅同样在公园带孩子的小镇主妇们，却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他们“越轨”的发端，演变成了边缘人的惺惺相惜，异类之间的抱团取暖，用同一种极端的方式：释放本能的激情，反抗规则和道德的机械和冷漠。

如果说Sarah和Brad的婚外情是对既定道德规范的颠覆，那么另外两个人物：退休的警察Larry和猥亵儿童犯Ronald的越轨则是源于主流群体观念的偏见和污名化：这两个曾经犯过错的人，残酷地给我们展示了“越轨”后的艰难人生，一场为“越轨”所付出的代价。

Larry是一个警察（也是主流社会的象征），在一次执行公务中误杀了一个孩子被迫提前退休，但因为他的身份，小镇居民并没有将过分的偏见加诸于他，他却因愧疚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自我价值感临近崩溃的他恰巧遇上了刚刚被监狱释放的猥亵儿童犯Ronald，于是他通过疯狂打压Ronald来获取活下去的动力。小镇居民人人视Ronald为公敌，打压边缘人就是另一种融入主流群体的途径。

曾经的猥亵儿童犯Ronald，则是影片中最底层、最惨烈的角色：他是一个有精神性的性紊乱的病人，因为在儿童面前露阴而被判刑，假释后回到小镇遭尽白眼，所有家长都视之为瘟疫，成立“担忧家长委员会”（会长正是退休警察Larry）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在他家门口张贴满防范告示，喷“DEVIL（恶魔）”字样的漆，在游泳池游泳被围观驱逐......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边缘人，除了他的老母亲，没有人关心他。

老母亲劝他找一个女朋友，这样就能打破邻居的偏见，但Ronald说：“我不喜欢和我年龄相近的女人，我也真的希望我能喜欢。”他对自己也无能为力。在一个夜晚，球场失利的Larry再次半夜疯狂骚扰这对母子，并导致老母亲心脏病死亡。

Ronald读到母亲留给他的遗言“Be a good boy”后悲痛欲绝，拿起刀冲出家门，切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切掉了那个让他不受控制的器官。Ronald用最极端的方式告别了他的本我。

Larry因为间接害死了Ronald的母亲而心怀愧疚去道歉，发现Ronald一裤子血坐在公园的秋千上后，抱起Ronald去了医院。最后两个边缘人因为彼此而获得救赎，为脱离“越轨”的处境付出最惨烈的代价。

而相约私奔的Sarah和Brad在私奔的那一晚都发现了自己最终应作的选择：孩子、妻子，家庭……所有禁锢他们，又让他们长大成人的东西。没有人可以避免被社会化，没有人可以一直是Little children。

对于同题材的电影《革命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写道：

“也许，无论是爱情还是政治，爱欲的所有实现方式都不得不落实在某种制度的形态中，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某种桎梏，都有“安顿”与“逃离”这两种反向的“围城”效应。我们永远会面对“平平淡淡才是真”与“轰轰烈烈才是真”这两个至理名言。那么，是否要打破枷锁走向革命？”

放在《Little children》这部电影中，这个终极追问也依旧合适。

吊诡之处在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越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反抗或者重建社会秩序，规范可以带来秩序，但规范也会发生变化，从而让人产生困惑。《乌合之众》的作者、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过一句话：“没有传统，就没有文化；没有对传统的毁灭，就不可能有进步。难就难在如何在稳定性与多样性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为了这个适当的平衡，我们总是在轨道内外挣扎，在挣扎的间隙中窥探人性。

一个越轨的人，要么翻车，要么开辟一条新的轨道，但大多数的越轨，最终都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