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之王安石变法和大宋的衰落
继公元前81年桑弘羊和群臣关于盐铁专营的辩论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在朝廷上关于国营化的和专营化的辩论发生在1068年8月份的大宋熙宁元年,这一次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朝廷辩论可谓是一次经典的历史辩论。
宋朝开国100多年,温和的执政策略让工商业和经济得以长期快速发展,但另外一面是财富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贫富差距拉大,权贵和豪强商人控制了大部分土地和国家重要产业,士绅经济模式不断演变。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开放-管制-半衰-崩溃的循环往复中。
每当在这种背景下,都需要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1607年,宋神宗登基,选择了王安石任副宰相进行变法,王安石(1021-1086年),在初中和小学课本中,经常可以看到王安石的名字,他文采极好,包括苏轼、柳宗元、韩愈等人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提出了想要富国强兵,唯一可以的办法就是采用汉武大帝控制国家重要产业的做法,提出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革策略。其变革分为三个部分。涵盖了商品、流通和农业等一条龙产业政策: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还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至理名言。
1:均输发
汉武大帝时期的桑弘羊也推出了均输法,就是促进商品的均衡流通,控制物流和价格波动。而王安石的主要目的是让政府控制重要商品的流通权,并设立的专门的运吏衙门。
2:市易法
在均输法推出2年后,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就是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负责平价购买,均价销售。这样便打造了从采购、运输、定价、销售一整套国营垄断体系。
3:青苗法
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具体办法就是每年夏秋两季,农民可以到当地政府借贷现钱或者粮食,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是20%,一年可贷款两次。
通过这三项变法,宋朝中央政府垄断了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两大领域。短期内实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但是从长远来看伤害的商人和农民阶层的利益。
除了产业变革外,还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配套变革,设立了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等来掌控宏观经济、国营企业和处理财税事务。并设立了独立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中央政权力重新归于一人。
变法初期很快效果显现,中央财政税收迅速增加,农业产量也大幅提升,但是也同时其弊端也很快显现,政府权力空前巨大,导致了政府性公司,到处与民争利和与商争利。王安石治理下的宋朝,又进入了一个极端的年代,变法的力度过于凶猛,甚至在当时的首都开封,苹果等水果都要政府统一供销,变法对民众的财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让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也缺乏安全感。在变法持续了17年,司马光被下放洛阳15年,成就了著名的经典《资治通鉴》。
1805年,宋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司马光执政,废除新法,王安石于次年郁郁而终,而后4个月,司马光也相继去世。
在王安石变法后50多年里,其女婿蔡京延续了其国有专营制度。而这几十年正是北宋帝国由盛转衰的57年,1127年,北宋的金军攻破首都,掳走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难”。
王安石变革是自汉武大帝以来的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变革,甚至之后800年里,都没有任何变革与之相提并论,历史对王安石的争议颇多,他具有极强的意志力,在巨大的争议面前也丝毫没有动摇其变革的决心和意志。
王安石变法和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变法一脉相承,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经济变革,王安石的变革激进程度和王莽颇为相近,他们前后相隔千年,但从创新能力上,王安石变法要高于前一次。在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中央集权、大统一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朝一夕,比较成功的包括汉武大帝和桑弘羊的一次变法。历史上的变革在制度建设上不断探索和优化,从秦朝的军爵、郡县制度,到汉初的独尊儒术,到隋唐的科举制度,到了宋代制度上越来越精细,也出现了很多工商业形态,包括产权分离和股份制企业的雏形等。
历经1000多年,中国始终没有找到大统一的并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模式。王安石的这次从变法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和探索,其改革涵盖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比较完整的配套改革。而与此同时,我们放眼全球,遥远的西方也正在发生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自由城市和自由大学相继出现,1085年,宋神宗驾崩,同年的意大利出现了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城市比萨城,这正是自由城市诞生的标志。但与宋朝的多达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相比,欧洲的城市规模还比较小,一般都是数千人,最多也是十几万人而已。1209年,英国著名的创建了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剑桥大学。
在宋代我们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群体,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要领先于欧洲。但欧洲在社会制度建设上要早于我们,包括自由民主,民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上要领先于当时的东方。这让东西方的社会发展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又勉强坚持了100多年,这一期间尽管工商业和社会经济上有所恢复,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南宋时期出现的程朱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性”,它与科举制度相呼应,把人们的思想创新彻底纳入专制统治的体系之内,最终使得知识阶层挑战集权制度的能力大大减弱。对后世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