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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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冬天来临了，寒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每当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便会想起子良。
我和子良是在刚上高一时认识的。那时候我的家庭很不幸，父母因为性格不合、生活艰难而几乎天天吵架，当着孩子们的面恶言相向，大声彼此指责着对方，好像要马上动手一样。父亲一直把三个儿子看成是三个沉重的包袱，经常不停的抱怨，说我们就是他的债主。可惜没地方扔，要是有，我相信他一定会把我们早早扔了。尤其是对我，父亲似乎更加见不得，在家里我像一条不招人待见的寄生在这个穷家的一条瘦狗，每时每刻都想法子躲避着父亲讨厌我的让人心寒的眼光。母亲也几乎不过问我的任何事情，破旧的衣服，粗陋的食物，活着就行。那时候我经常有一种活不下去的感觉，既然如此的痛苦不堪，令人厌烦，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子良的家庭似乎也不幸福，但主要是生活艰辛。从高一到高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子良一直穿着一套深蓝色中山服，从来也没换过。脚上是他母亲用手工做的一双千层底条绒面布鞋，下大雨的时候，他就把鞋脱下来夹在胳膊底下，光着脚从很远的尕丁家村走到学校来上课。中午我还可以回家吃饭，而子良只能在教室里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又酸又硬的杂面锅里馍，顶多到灶上接一缸子开水喝，但子良很乐观，始终对生活充满着热爱，对未来充满着憧憬。他的这种乐观很快感染了我，使我又有了一种顽强的、想活下去的念头。
大冷的冬天，寒冷、饥饿和不幸的感觉肆虐着心灵和身体。每当这样的时候，子良就拉我和他一起唱一首歌，这首不知名的歌曲我至今都耳熟能详，"过去的事情不再想，弹起吉他把歌唱，风中的彷徨，雨中的迷茫，一切都把它，都把它遗忘……"，子良和这首歌在那苦难的少年时代给了我无数的信心和勇气，就这样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夏天的周日和暑假，只要有可能，我就往子良家里跑。他的家在郊区农村，虽然穷，但父母很疼爱他，那是一种纯朴的、自然的、无须用言语表达的疼爱，我能感觉到。看着他麻利的收拾着田里的庄稼，光着双脚迅速的用湿土打土坯的动作，我认为自己还很差劲。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拿着课本溜出去假装到大河畔背书，宽阔的河滩上，清澈的河水，翻动的浪花，光滑的鹅卵石，还有鸟儿清脆的鸣叫和爽爽的河风，伴随着我们一起渡过了很多悠长而快乐的时光。
子良的身体非常瓷实，中等身材，黑黑的皮肤，两只手像两把小铁叉。有时候不小心哪儿蹭破了皮，他便抓起地上的细土往破处一撒，在太阳底下一晒，过一会就凝结了。土是最干净的，成天在太阳底下晒，什么细菌都没有，他经常这样说。子良的学习比我的好，也很用功，在最冷的三九天他也穿着那套已经开始有点发白的蓝色中山服，脸色冻的发青，一声不吭的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座位上，有点吊滞的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英语课本。
高三的时候电视上开始热播香港武打片《陈真》，大家一股脑爱上了陈真和武术，对小日本恨得不行。"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涛涛……"，子良用怪声怪调的粤语唱着《陈真》中的插曲，模仿着陈真的功夫动作，一巴掌将衬在课桌抽屉里的木板劈成了两半。全班同学谁也打不过他，两个人一起上也不行。有时候一高兴，他还会撩起上衣，鼓上一口气后让同学们用拳头狠击他的胃，然后若无其事的把衣服放下来，"这就是气功"，他说。只是有一次他使的劲似乎有点太大，一下子崩断了用几段各色布条系成的裤带，那条又宽又短的裤子一下掉了下来，于是他迅速弯下腰提起裤子走出了教室。子良有一副愤世嫉俗、嫉恶如仇、好打不平的侠义心肠，对班里几个家庭情况好，有点二流子习气的同学很是看不起，也不愿和他们多说。
夏天的一个晚上，晚自习散了大家往回走，有人说马子良这么厉害，两个人都打不过他，今晚我们是不是让他吃点小亏?大家都觉得很好奇，把一个平时谁也不敢惹的硬汉打翻在地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一番阴谋之后，另一位也喜欢陈真的同学毛明月，当然平时我们都叫他"老猫"，从身后猛地一把掀起子良那件已经掉了一颗扣子的中山服上衣，紧紧的包住了他的脑袋，另外两个人扭住了两支平时力大无穷的手臂，一下子将他放倒在马路上。"快快快，快打!"，"老猫"急促的给大家使着眼色，生怕他翻起身来。几个人上去一顿拳脚，我也没有良心的向他后背上放了一脚，他背上的肉很厚，踢上去几乎没有声音。几个摁住他的人一松手，大家赶紧向一边跑去，子良站起身来，抖了抖身上的土，咧开嘴笑着，一点也不生气的样子，"我知道都是谁打的，全是老猫的馊主意，一点也没打疼!"，子良高高兴兴回家了。
子良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不同的看法，课堂上提出的问题也很奇特，常常让老师难以回答。快毕业的时候他突然莫名其妙的爱上了班里一位学习很好、长相温婉、干部家庭出生的城里女生，两人不同的生活背景又让他不敢表白，这让他很苦恼。"老弟兄，你白想着呢，不可能的事情，人家对你没感觉，你这又是何苦呢?"，我经常这样奚落他。
高中三年很快就毕业了，一九八五年高考的作文题是关于一篇新闻报道的读后感，我自己写了个什么现在全忘了，但子良自拟的作文题目是"救救孩子"，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在扼杀孩子们的天性，是一种失败的教育，在作文的最后，他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很漫长，那一片小纸儿能够改变我的命运，让我赶紧离开这个一直在嫌弃我的家。终于，我们几个都走了，"老猫"考上了西安地质大学，子良去了遥远南国的福建师范大学，而我也考上了省内一个毫不起眼的师范专科学校，不过我挺知足的，不收学费并且每月按时发放一点生活补助，不用再花家里的钱了！
子良来信了，还附了一张当时很稀奇的彩色照片。他参加了福建师大散打队，照片中他穿着牛仔裤，双手叉腰，意气风发，背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椰子树。子良肯定能行，学习优秀，散打也没说的，他本来就很厉害的，我常这样想。
暑假到了，子良他们家因为临近马路，要拓宽改造。当时的拆迁很粗暴，也没有赔偿，说拆就拆。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一起来拆迁，争执中拆迁队员暴粗口骂了子良的母亲，于是就动起手来，子良一个人打倒了三个警察。当然，不要说一个子良，那怕是一百个子良也根本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乡政府的对手，很快，子良被捉进了拘留所。子良的父母都没文化，一时傻了眼，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母亲想到了我，找到了我家里，无助而焦急的向我诉说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优素夫，你去说，让他们把我捉进去，把我的娃换出来，关也行，打也行，我只求把我的娃放出来!"，母亲的眼睛里全是泪水。
子良很瓷实，打一顿、关几天倒没关系，问题是如果公安开了拘留证再发到学校去，子良的大学学籍还能保住吗?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找到当时的市公安局治安股，股长的儿子和我们是中学校友，正好也在读大学，这就是突破口。我们仨实话实说的说明了心中的担忧，央求股长千万不要给学校发函。"你们是我儿子同学又能咋地?他打伤了我们三个人，还坐在刑询室里给干警讲法律，驴日的我倒要看看他的皮子有多厚!"，股长从墙上拿下来一条带着不锈钢扣环的武装带，啪的一声甩在办公桌上。"阿巴您说的对，您就是法律，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只是求您千万别往学校发函!"，我们苦苦央求着，一连去了三天。或许是股长发了善心，或许子良够不上拘留，反正第四天我们去的时候子良被放了出来。先从拘留所的铁门里扔出一床破被子，随后子良出来了，脚上穿着一双塑料拖鞋，左眼睛上挨的一下可能更狠一些，整个眼圈都是青的，一言不发，悄悄的跟我们一起往家里走。
后来因为吃饭不方便，子良不知想了什么办法，竟然从福建师大地理系转到了西北师大地理系，他可真能折腾。大专是三年制，一九八八年我快毕业的时候大学生的思想已经很活跃了，各种西方思潮被大量介绍到校园中、课堂上。八八年秋天，我分配到一个非常偏僻、落后、贫困的，几乎和外界没有联系的乡镇当包村干事，主要的工作是催粮要款、刮宫引产，大学里所有的梦想像一个玻璃杯，掉在现实社会冷硬的水泥板上摔了个粉碎。到了八九年春夏之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国家的政治形势突然变的不可捉摸起来，学生开始罢课、游行，北京国家机关的干部竟然也上街声援。乡上没有电视，我和分管我的领导，一位比我年长一些的年轻副镇长每天晚饭后就打开他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国内外各大电台的报道。子良还在上大四，而且马上就面临毕业，依他的性格，会不会当出头鸟呢?我开始为他担心起来。
果然不出我的预料，他当了出头鸟，站在学生队伍前面带头喊口号。毕业证是发了，工作也分配了，但他自己心里不稳当，报到之后没去上班，并且又怎么想法子出了国，到了更遥远、更往南的马来西亚，他出国了。在那个年代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出国，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在大西北那个有名的贫困落后的夹皮沟里，我默默的替子良高兴，为子良祝福。同时心中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难道我的一生就种在这夹皮沟里了吗?
后来星星点点听到一些子良的消息，听说他在马来西亚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一所大学当教授，并且娶了一位当地女人，住小别墅，开小汽车。还听说子良在那边混的不错，能和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合影留念，还能出入副首相安华的官邸。甚至有一位我知道的副部级回族官员在马来西亚休养，游泳时不慎溺水身亡，还是子良出面和当地华侨抬送的。
有一年子良回家探亲，捎话让我去城里看他，我很不高兴。心想当年你捉进去的时候是我到衙门替你求情，现在你人活大了，又让我到城里看你?!况且当时我很穷，因为结婚时父母不给一分钱，我借了单位上五千块互助金。五千块，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我每月工资除了留下在食堂吃饭的菜金，剩下的全扣光了，一分钱没有，我用啥搭车到城里去呀，之后我就不再打听关于子良的消息了。
还是因为穷，家里又没什么背景，而我的父母终于离婚了，父亲公然不认我是他儿子，家里还有两个弟弟要成家，母亲希望我快点从老家滚蛋。所以当年我把工作看的比命还重要，或许只有靠拼命的工作我和老婆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在外面租个房子住。我干的工作是当时机关里最苦最累最没人干的活~~~给四个县委书记写稿子，一个正书记、三个副书记!这一写就是五年，在身体快要写垮的时候，运气突然转了，我提拔了，当然是继续写稿子。因为提拔了，就偶尔有机会去省里开个会、培训一下什么的。有一年我被聘为新华社特约通讯员，借着在省里培训的机会，我约了一下当年大学时的一位好同学，他是学英语的，当时在丝路旅行社国际部工作，经常出国。同学很念旧，请我这个从夹皮沟里出来的土包子平生第一次吃了一顿火锅。席间怎么就说起了子良，他说他知道子良，并且经常能在吉隆坡遇见的。他还告诉我子良在马来西亚过的并不如意，和子良结婚的那位马来西亚女人是一个寡妇，房子、汽车都是人家的，因为是上门女婿，子良在家里没有地位，并且很邋遢，经常拖着一双破旧的倒了跟的油腻腻的变了色的皮鞋。子良你在南洋还好吗?我又开始牵挂起他来。
从省城回来后我专程去子良家里探望他已经年迈的父母，他那位慈祥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尚在并一下子认出我来。"马子良不是我的儿子，他死了，死的远远的!"，老汉显得很气愤。子良家兄妹多，生活困难，老汉就供出了这一个念了大学、可以吃公家饭的儿子，但这个儿子让他非常伤心和失望，别人的儿子念了大学当官的当官，看病的看病，而老汉见不到他的一分钱，甚至连人也见不到了!
我拼命的工作似乎渐渐有了收获，大学毕业十三年后，我在夹皮沟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按封建社会的说法应该是从七品县丞，后来又交流到异地当了一个比从七品稍大一点的芝麻官，我很知足的。当年子良为之而坐牢的拆迁给他们家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因为拆迁，他们家的大院子临街了，这样就出来了十几间价值不菲的铺面。子良的父亲去世后，兄弟姐妹们开始分割遗产，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不给子良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子良打来的长途电话，让我出面干涉一下。我告诉子良，一来我在异地为官，不便干涉，二来中国有法律，要按法律办，不能干涉。子良显得有些不高兴了，说你们中国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搞异地当官，这不是前清的做法吗?在我们马来西亚，地方官都是从当地人中选举出来的，外地人根本当不上。我也有些不高兴了，你啥时候又成了马来西亚人呢?你现在拿的还是中国护照，兄弟，你是华侨！况且你在民主国家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行政官员不能干涉司法这点常识吗?虽然在中国行政官员干涉司法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我是念书人，有自己做人的底线，这个事我是不会干的。这样就和子良的联系越来越少了！
二零一五年暑假，子良从马来西亚回到家乡，"老猫”领着他到单位来看望我，给我带来了他从南洋背回来的心意，一袋白咖啡、一袋红茶、一袋东哥阿里，并且看望了他所想见面的一些人。因为分家产的事情他和兄弟姐妹们反目了，回家后只好住在堂弟家中。"老猫"和我叫上高中时关系好的一帮同学分别在茶园子和餐厅招待子良，席间子良向我试探他想回国，想到当年分配的学校去当老师。那怎么可能，你自动离职三十年了，人家凭什么再要你?我直言不讳的告诉他。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日奶奶，看来是走投无路了!"，他骂了一句脏话。
这次见面，我和子良互相加了微信，回到马来后我们时有交流，他告诉我他又在马来一所大学找到工作了，教授"黄河文化"，业余时间学习中医和阿文书法。你一个学经济学的怎么讲"黄河文化"?你对"黄河文化"的理解有我深吗?我心里还是有点疑惑。他还告诉我他很想念当年他爱的那位高中女同学，上次回家也没见面，留下了遗憾。我说人家都快当祖母了，你还想个啥?他说还是想，由不了自己。后来他又在朋友圈推很恶毒的文章，天天骂当局，我有点害怕了！要是有一天文革重来，我岂不是"里通外国"吗?一气之下我拉了黑名单。之后不久噩耗传来，子良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糖尿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又一次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好人们都死了，留下一帮坏人好好的活在世上"，我冒出的这句话让在场的一个部下感到很恐慌，"领导您不能这么说，您是好人，我们都是好人!"，我是好人吗?我时常扪心自问，又不敢往深处去想。
二零一六年我陪同一位大官去马来西亚访问，在吉兰丹州政府的宴会上碰见一位在马来西亚居住多年，称得上"地理鬼"的华侨，于是又说到了子良。他说子良我很熟的，活的时候和大家不合群，外号叫"鲁迅"，天天骂我呢，他无常后我组织人去送的，就埋在马来西亚伊斯兰科技大学院内的公墓中。说着他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来，绿草丛中一座崭新的坟头，旁边站着一位瘦弱的小姑娘，那是子良的女儿。我很心酸，也很想去给他上个坟，去看望他留下的孤女，给她一点钱，告诉她我是你父亲儿时的好朋友!然而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大官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后又要去伊朗访问，我持的公务护照已经到期了。
一位长者曾经告诉我说，每一个人一生的福份都是一样的，在今世享福少的人在后世就多，至于那些恶贯满盈者，他们的归宿则是地狱。我还活着，愿子良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