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丨那些有她们在的春节
老市区中山纪念亭
我们这边，冬至吃过汤圆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大的节日了。冬至之后，便开始盼着春节。
在一座边远的小城里，春节也不见得过得很传统，除了贴春联以外，一些祭祖的活动，后来也都省去了。再后来，贴春联的仪式也省去了。父亲发明了一种一幅联能对付好几年的办法——他在外面套了一层薄的菲林，每年只需把菲林上的尘土擦一擦，又可以当新的用。反正换了什么对联，也都是那几句漂亮话，这么多年过去了，“财源广进”之类的也从没见到过，于是我们也都不反对。
至于说年味渐渐淡了，我想，这跟春联之类的没有太大关系吧。小时候过春节，总是看着大人们忙里忙外，自己只等着吃好东西，穿新衣服。单凭这个，就很有一种年味儿。如今却不能再沾这种光了。节日里那些少不了的事情，操办起来还需经过父母的手，可是他们已经过于衰老了，许多工序能精简就精简。而自己也常常不在家，帮不上忙。过年的氛围，总被一点愧疚，和对岁月的莫名感伤所遮掩。
我有好多年不曾回忆小时候的春节了。不敢想，因为有太多可想，总怕还没想完，一年就又过去了。
那时候春节总是从除夕那天的下午四五点开始。街上的人和车逐渐多起来，店铺开始关门，拉闸门刺耳的响动声哗啦啦地此起彼伏。公家单位老早就下班了，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摆上了好看的金桔树。一颗颗金桔橙黄的，桔皮油油亮亮，那么小，那么可人，可是没有谁摘来吃。在这些单位里，就数银行门口最合适卖春联，意头好，门面又宽，一幅幅红红的春联能挂好长一溜儿。因为冷清，风有时就很大，摊贩都要在中间系一根绳子，压着那些黑字和金字的纸面儿不被吹起来。地上还摊着许多小贴件，也都是红红的，满是吉利。
那时候我总关心他们每年就赚这么一回春联钱，到底能卖出几副，怎么够养活一整年。因为家里也是卖东西的，很容易想到做小生意的辛苦。家里的店总要守到六点才打烊。父亲总说再等等，再等等，看看还有没有刚下班来买东西的人。等到最后，路上行人终于极少了，剩下的几辆私家车，看来也都急着回家吃团圆饭，父亲才叫我们帮忙收拾，咱们回家。
我们坐三轮车回奶奶家。从店里到奶奶家，坐三轮车大约5块钱，要讲好久的价。临过年了，载客的人也希望趁这会儿多赚点。小时候一整年才坐这一次三轮车，特别开心。三轮车坐起来并不十分舒坦，又坐三个人，经常都是母亲、哥哥和我，很拥挤。为了省车钱，父亲总是一个人走回去。但是每次从车里望出去，都是回家的路。掀开帘子往后看，父亲在向我们招手。这种时候，心里就特别踏实。
一路街上都静极了，但有人在卖花。卖花不要吆喝，只需把栽好的花摆出来，自然有人围着看，兴许就买一盆回去。花大多是梅花，广东的梅花，不知道跟北方比如何？也有银行门口那种金桔树，还有发财树。发财树是一种绿色不开花的植物，样子粗苯，不怎么好看，只是名字起得讨喜。也有一些小一点的，比如水仙。有一年春节父亲就给我买了几枝散装的水仙，我把它们放在窗台上养了很久，到了初七以后才开始凋谢，不那么白了，但还是香。水仙的香跟茉莉不一样，更淡一些，对我来说更难得。之后我再没轻易养过水仙，总觉得那是只有春节才养的花。
不同的三轮车师傅会从不同的方向走。每一年总要猜猜这次会走哪条路。经常要等师傅骑到某一个路口，才“噢”的一声，恍然大悟——原来是从这条街过去，之后怎么转怎么拐，就比较清楚了。六点之后，天色渐渐暗下来，路很难认。平日里灯火通明的大楼，灭了灯也像换了一副面容。所以只有在确定了路线以后，心才完全放下来，奶奶家就在前面，远处已经挂起了红色的灯笼。妈妈在车里叮嘱我们给奶奶拜年的事，这些事每年都要说一遍。直到后来不说了，因为我们长大了，奶奶也走了。
我是奶奶带大的。后来跟父母生活以后，每年见奶奶的次数就少了。但春节这一趟，是最有意义的。奶奶会把我单独叫进她房间，让我挨着她坐下，跟我说一些话。虽然跟奶奶感情很深，可是那会儿她到底都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是她说什么，我就应什么。随后她拉开梳妆台的抽屉，拿出一个红包给我。小时候总是很欢喜收到红包，对人事却没有那么敏感。现在想来，那时真应该多留心奶奶说的什么。可是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那些有奶奶的春节，也过去好久了。如今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奶奶的声音，只是记得那双因为老花而变得灰蓝的眼睛，和那只搭在我手上的苍老的手。
奶奶跟我们短暂见面之后，就自己坐车去二叔或者三姑家过年了。有时候会想，如果我是二叔或三姑家的孩子，此时才刚刚迎来奶奶，还有好几天，我能跟奶奶好好待着，说说话，一起看看电视。只不过在那种节日喜庆的氛围下，这种心思很快被别的什么分散了。我们一家子匆匆收拾完东西，都是祭祖后留下的吃食，大包小包，又启程赶往外婆家。
外婆家离得不算远，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路过小区的时候，到处传来电视里那些过节用的固定曲目，也有各家各户的说话声，甚至还有吵架声。也有蜡烛和烧纸钱的味道，有些呛人，但闻起来很好。这边拜神祭祖都要给天上烧一些纸钱去，折叠成金元宝的样子。小时候我经常帮外婆叠这种元宝，是我童年最拿手的活儿之一。外婆比我厉害得多，她有很多拿手活儿，其中一样就是做菜。等到我们走进外婆家，外婆早就把一桌饭菜张罗得差不多了。电视也开着，童年的春节，从这一刻才开始热闹起来。
春节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婆家过。那时候刚有家装的霓虹灯，父亲买了一长串，一到春节就拿出来挂，把几个房门都围一圈。一通上电，就会轮流着亮起来，也可以让它们尽数亮着不动。对于童年时候的我来说，这很新鲜，看着灯从高高的门楣上一盏一盏地往我这边走，第一次有了等待的紧迫感。我喜欢捏着那些小灯，等它在我手里亮起来，有紫色，有橘色，电线包的是绿色的塑料皮，我印象很深刻。
正月那几天会有一些人来给外婆拜年，父亲有时也带我们去给几位相熟的伯伯拜年。拜年的路上，除了一些公园里有安排表演节目以外，其他地方都是安安静静的。春节就是这样，静悄悄的才是春节。路上不时都能见到有垃圾、纸屑，和踩烂的桔子，环卫工人应该也要去过节的吧。四处脏一点，乱一点真好，这样才是每个人都能过到的节日。这想法是长大了才有的，小时候没有那么细心，只是大人的手把我牵到哪，我就走到哪。连那只手也在慢慢变皱，没有以前那么有力，也都没能注意到。拜完年回到家，外婆又张罗好了一桌菜，五个人围坐着吃饭。一般这时候都是晚上六点半了吧，电视里正播着一些香港或台湾的贺岁剧。
那时候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离我远去，我以为每年到了这几天，它都会一模一样地重演。小时候我不会明白，现在也无法去了解，当年她们是如何地辛劳，才使我的每个春节得以过得这样无忧无虑。如果说童年之后的春节起了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年夜饭的桌边，人不知觉地变少了。做菜最好吃的外婆，也在我快要18岁的那年去世了，她也终于永远地留在了我的“未成年”里。所幸父母还在身边，过去那两个奔波的高大的身影，如今每天互相搀扶，走在午后的中山公园中。他们很少说起我童年的事，也很少说自己当时的事。但我心里很清楚，也越来越清楚，那些年夜饭、压岁钱、春晚、贴春联、新衣服新鞋子，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衬景。回首童年，再想想现在，那全部的年味，只因为有家人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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