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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全副武装的站在我面前，我不禁眉头一皱。三伏天，外面在下火，温度有四十度了，她这装扮让我感觉自己浑身冒汗。
我没注意到女人是什么时间进的财务室，她戴着一副白色口罩，头顶一个有些许掉色的紫色太阳帽，一件土土的乡村豹纹的短袖衣服裹在她不胖不瘦的还算美观的身体上，两只胳膊上套着白色的防晒套袖，包裹的像一直茧，只露出两只大大的眼睛，横冲直撞的看着我。
“俺来领张海利的抚恤金！”
女人理直气壮地说。虽然理直气壮，但是由于声音较细，并没有十分强硬，反而透着天生的温柔，让人觉得她需要用声音来给自己一些底气。
听到张海利的名字，我心头一震，才知道面前的女人原来是她。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见过她许多次，每次不经意的注意她，是因为在矿工家属里，她有些不同。
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时候，我刚来到这个本地有名的煤矿企业，那时这个煤矿还比较兴旺，效益好，矿区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四五栋三层低矮的宿舍楼住满了矿工和家属，她也住在其中。
这些老楼房，一间三十平左右，门开在北，出门是过道，过道最外侧围一米左右的铁栏杆，每层最西侧是公共厕所，楼梯在楼东侧，二三十年过去，铁栏杆漆已磨掉，黑乎乎、光秃秃。
我进去过一中的一家，屋里简单的放个煤气灶，放一张床，再放个木柜杂七杂八堆些东西，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矿工及家属大部分都住在这，很少出去租房子住，一个月能省四五百块钱呢。这些家属没有工作，都靠男人，省一分是一分。
与其他家属不同，她比较年轻，当时也就二十七八岁，身材瘦削，穿起衣服挺耐看，皮肤白，长了一张瘦长的瓜子脸，看起来挺时髦，像是矿上正式职工。
我刚毕业来矿上，对矿上情况不了解，看什么都比较新奇，就问同事王乐：“这个大姐是哪个部门的？”
“她不是咱们同事，她是矿工家属”，王乐告诉我。
我只嗯了一声，想，这女人长得这么好，这么年轻，她对象怎么样？他为什么在井下挖煤？有没有点学历？这女人怎么会找个矿工呢？思绪飞了起来。
王乐见我不吱声了，说：“知道你想什么，是不是好奇她看起来年轻漂亮的，怎么会是矿工家属？”我点了点头表示默认。
王乐就跟我说：“她和她丈夫是同学，年龄都不大，家在离这五百公里的一个贫困的山区小乡镇，它丈夫家里孩子比较多，在当地工作赚钱又少，俩人经老乡介绍就来到了咱矿上”。
这种情况在矿上比较多，煤矿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其它地方，工资水平也相应比其他小城市高一些，煤矿的矿工大都是外地的，过来“淘金”，他们做“煤黑子”，老婆孩子都跟着过来，一般都住在矿上的宿舍，孩子就在附近的煤矿学校上学，但是像她丈夫这样年轻的人很少。
随着国家去产能政策的落实，煤矿行业陷入了人寒冬，老矿区本身井下煤炭资源就没多少了，成本又高，越是开采越赔钱，渐渐衰败。好在是大国企，在全国各地都有矿，困境中还能求生存，老矿区开人员开始往山西内蒙的矿区转移。
可是没人愿意出去，离家那么远，条件又艰苦，安全也不能保证，谁愿意去呢。
矿区机关也开始减员，各部门人员往其他矿区转移，十几个人的财务科也只剩下五个人。人员转移的同时，各种保障工作也在渐渐跟进，移至外部，这个行业的辉煌不复存在，矿区一片压抑。
一天，财务科正在会议室开会，一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个头挺高，瘦瘦黑黑的，抱着个不满一周岁的小男孩，男孩倒是可爱，白白的小脸，大大的眼睛，露着几颗牙齿笑嘻嘻的，一看就让人很喜欢，领导看见这对父子，让我和王乐问问他有什么业务，我俩离开会议室，领着他走向财务室。
路上，王乐冲我弄眼色，悄声说：“他就是张海利，那个年轻的矿工，你刚来的时候问的那个女人的丈夫！”，我又赶紧打量了他一眼，感觉挺干净整洁的，是个阳刚的小伙。一转眼，俩人孩子都这么大了，时间过得真快。
他过来是退入矿押金，当时上交押金的收据保存完好，这让我又想起了她，应该是个会持家的女人，我俩抓紧给他办理了退押金的手续，把押金返还给他，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说了声：“谢谢哈！”，抱着孩子就这样走了。
那段时间来办理退押金手续的都是要去外部矿的，看来他也要到外部矿区去了，想到再也看不见这一对夫妇和可爱的小孩，当时心里还有点失落。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老矿区所有的井下人员，全部分流。一部分跟着原来的区长有的去了当地的几个矿区，一部分去了外地刚购入的新矿区，机关干部也是重新分配到其它各个单位，只留下七八十人做收尾，主要是进行资产清查和外部职工工资福利保障工作。
虽然矿工都去了外地，但是他们的老婆孩子还是暂时在这，外部条件比较艰苦，她们更愿意呆在这个老矿区，女人就是这一种情况。
那年腊月的一天，我到后面宿舍管理处拿租金收据，刚进楼就听见吵闹声，沿着声音上去就看见有人在吵架，走进一看，原来是女人和宿舍管理员起了争执，大概是管理员嫌女人洗衣服用水太多。
女人说：“小孩子衣服脏的快，俺当然得洗，你自己不洗衣服，还能管着俺洗不洗啊，俺又不是没交水费！”
宿管员工作多年，欺软怕硬、阿谀奉承，矿区领导号召“资源重新利用，复兴美丽矿区”，她就对这些外来矿工家属“严格”起来。
宿管员说：“用多少水，为什么用水你不用跟我说，我只是贯彻上级领导的要求，要节约资源！你们这些外来的素质怎么这么低，不知道国家都在提倡绿色发展吗！”
我见她俩这架一时半会吵不完，就到另一个办公室和几个熟悉的同事聊了一会，等声音渐消，我猜测俩人吵的差不多了，就出去拿收据，看见女人瘦弱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看起来她是如此无助，不禁让我又生感慨：作为一个外地人，她是勇敢的，丈夫不在身边，她自己带着孩子住在这个老矿区，生活条件不如人意，她依然敢于和管理员争吵，说明她还没学会逆来顺受，没有被现实所改变。
转眼，春天来了，矿区繁荣时期种下的各种花儿竞相开放，将这个萧条落败的老矿区映衬的更加凄凉。
那天，我摘了几朵花儿放在办公室，虽然很美但是看来看去满是讽刺的意味。王乐见我看着花儿发呆，神秘的告诉我：“知道吗？张海利死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又问她：“你说什么？”王乐重复道：“张海利死了！”。
我当时只是不相信，好好的一个青年怎么说没就没了？再就是想到，她怎么办？他们的孩子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在我的脑子里转了起来。王乐说：“他被运煤皮带卷住，人一下就没了”。大国企，赔偿手续很快办妥，抚恤金不少，可钱再多也比不上人活着啊。
现在她站在我的面前就是来领取这笔补偿金的，我看她一身的汗，衣服也没以前那么整洁了，看样子过的不是那么好，可是眼睛里却看不出什么，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门户，可我实在无法从她的眼睛看出任何感情，现实已经改变了她。
我问她说：“来领钱？带身份证了吗？钱数量比较大，为了对你们负责请把身份证给我看一下”，她没说话，迅速翻看自己的口袋，找到了身份证递给我，我让她摘下口罩，看了看身份证照片，是她，我就把领取凭证给她让她签字，她认真写下了她的名字：刘晓凤。这么些年了，终于知道了她的名字，以这种方式。
手续办妥后，我把钱递给了她，厚厚的一沓，沉甸甸的，那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我跟她说：“你好好点点，不是小数。”她拿过钱，手有点抖，但还是认真的数了两遍，确认金额无误后，仔细装起来，退出了财务室。
再一次看着她的背影，又是替她无尽的心酸。从此她没了男人为她遮风避雨，一个人带着个两三岁的孩子，日子可想而知。然而人生就是如此，无法选择、无法逃避。
后来的一天，我坐在下班回家的班车上，往外看，思绪飘移，路过一片小市场，无意中看见了她，她变了，黑了，头发有些许凌乱，腰里系个小钱包，在那卖水果。
车在移动，她的样子在我眼前变得模糊、高大，随着风飘的越来越远，渐渐和张海利的样子重叠，一起后退，退到遥远的山里，那是他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