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的愿望是看一场电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们不单是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也是无聊至极。
那个时候，在大中城市，可能有了电影、电视、VCD、戏剧、话剧等“高级”文化消费。但在大部分的乡村，老百姓的文化娱乐还停留在看书、看报、听广播、扭秧歌、看样板戏等活动上。
至于看电影，则是可遇不可求，望眼欲穿的一件事了。而我，正好出生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地方。
（一）
现在回想起来，我看的最早的的一部电影是《三打白骨精》，是在我家隔壁的保管室放映的。
我那时应该在六岁上下，还没跨入校门，平日里只接触过画报、广播、小人书这些东西，对外面的事物知之甚少。
而那天第一次看到人模鬼样的东西在银幕上说说笑笑，又打又闹时，当时感觉神奇得不得了。
于是我和一班孩子跑到银幕下方左右观察，七嘴八舌的讨论：“咦！这个猪八戒是怎么跑到白布里面去的呢？”
“不对，我到后面去看了，没看到后面有猴子呀！”
我们摸着小脑袋，百思不得其解。
而那些大人们则装出见多识广的样子，一边“嘿嘿”冷笑，一边呵斥着我们：”真找不到哈数，出丑败相的。”
那时节，看电影不光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稀罕事，其实对大人们来说，也是一大稀罕事，毕竟一年上头，看电影的机会太少太少了。
我记得那时每个乡政府都配备了一支放映队，是专门下乡为老百姓服务的。虽说放映队常年奔波于各个村落，其实，一个村子的老百姓一年到头最多也就能看上两三场电影。
一般来说，每次村里放电影都是上面的干部特意指定的日子。
比如村里要搞一次公益活动，或者是宣传计划生育工作，或者是召开征税前的动员大会。
平日里召开群众大会，老百姓参加会议很不积极，要么缺席，要么拖拉。但自从上面推出了“电影下乡”这项文化活动后，老百姓开会的热情空前高涨。
那时候，乡下也没有什么通讯设备，虽说有广播，但只有乡政府的播音员才能用。所以村子里有什么大务小事只能靠口头相传。
即便如此，只要村子里哪天有电影要放，这消息的口头传播速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手机。大家热情扬溢，奔走相告。
“天大的消息，今天在张老二家放电影哩。”
“消息准确吗？莫骗人哦。”
“百分之千，谁骗你是地上爬的。”
要不了小半天，随着消息的散开，整个村子的上空便开始飘荡着快乐的空气。
大家早早地吃罢晚饭，喂了牲口，有人便站在村口高处拖长嗓子吆喝：”走呃，看电影去嘞。”
话音落处，众人响应，齐齐行动。
七八十岁的老人腿脚不便，留下来看家，这不用商量；但小孩子是必须要带的，能走的当然最好，不能走的则用肩扛。
不大一会儿，在乡间的小路上，到处只见三五成群的乡民，手里拿着电筒、火把、马扎、木椅，大家你追我赶，嘴里嘟嚷道：“快点儿，快点儿，马上就要放映了！”
（二）
那时候，乡下还没有专门放映的场所。一般都是在某农户家的坝子上露天进行。
但也是有讲究的。一是位置要相对集中。二是坝子必须要宽敞。三是主人家一定要贤惠。四是环境卫生要好。
事实上，提供放映场地也是件挺麻烦的事，一场电影放下来，主人家“不贴灯草也贴油”，提供茶水、桌椅板凳是常态，有时还要为村干部和放映员准备晚餐。
不过，乡下人以淳朴见长，没有人算这些小帐。他们往往对这样的活动特别上心，犹如对待过节一般。
放映员一般在中午以前就到场了。架线路、拉银幕，装音箱，这都是准备工作。不管当地是否通电，发电机也必须要准备到位，万一中途停电就麻烦了。
一切妥当后，放映员便调试播音机，开始播放唱片，播的都是一些当时较流行的歌曲，什么《南泥湾》、《北京的金山上》、《让我们荡起双浆》、《泉水叮咚响》等等。
声音嘹亮，响彻山谷。这阵阵的歌声犹如集结号，催促着十里八乡的村民速速赶来。
天擦黑的时候，老乡们便有些急不可耐了。有人便凑到放映员跟前，先递上一根烟，然后搭讪道：”XX同志，到底几点钟放映呀？”
放映员接过烟，回应道：”莫急，还有一会儿。”
又问：”今天放的什么片子？好不好看呀？”
“肯定好看唦！两部片子，都是打仗的！“放映员说这话时，明显带着骄傲的语气。
音乐戛然而止。此时，坝子上嘲杂的吵闹声也停止下来。
大家伸长脖子，都盯着放映员的一举一动。
然而，这时放映员却闪到一边，上来的却是拿着话筒的乡干部，开口就是大嗓门：“各位父老乡亲，大家晚上好！今天就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开个短会，话不多，最多二十分钟。希望大家认真听，认真学习……”
话虽如此说，乡干部有时讲到兴头上，就忘了时间，半小时都过去了，还依然口若悬河。
这时下面的群众不满意了，有些捣乱分子便开始吹口哨、喝倒彩。讲话的干部见势头不好，急忙刹车，收住话头：“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下面开始放电影。”
（三）
放映员接到指示，立马开机。
当银幕上出现第一个画面时，坝子上的人群便开始骚动起来，人们都争抢着最佳观看位置，有的站到椅子上，有的爬到树丫上，孩子们个头矮，看不到银幕，要么拼命往前挤，要么骑到大人的脖子上。
闹腾了一阵后，所有人都安分起来，睁大眼晴，凝神静气，开始欣赏电影中的那些精彩镜头。
此时，偌大的坝子上，时不时听见有人惊呼，有人叹息，有人欢笑。
偶尔，人群中有一两个不识趣的，倚仗以前在别处看过这部电影，于是便装着一副先生模样给旁人讲解故事情节。
但这样的行为很快便招来了观众们的一致声讨：”是不是吃多了？嘴痒啊！”说话者一听，赶紧住嘴。
电影越好看，观众越入迷，两三个小时的放映时间一晃而过。等到电影片尾曲响起来时，乡亲们还意犹未尽。一直要等到演员表放完，银幕上出现“剧终”二字，观众们这才回过神来。
刹那间，坝子上人头攒动，大呼小叫，人人准备归计。
夜色中，只见各条乡间小路上亮起了火把、电筒以及星星点点的烟火。
杂乱的队伍中，有困倦了的孩子大声哭泣，坚持要父母背一程，但招来的却是大人的一顿痛骂：“还喊一声？我两耳巴子抽死你，先就叫你不来，你生死的要来……”骂归骂，还是一把将孩子驮起。
又有好事的人出主意：”二旺，喊一段丧鼓歌怎么样？”
“喊就喊嘛。”那个叫二旺的人张口就唱：
土家那个跳起呀，撒尔嗬啊
打起那个鼓啊 ，唱起歌哎
跳撒尔嗬呃
土家那个跳起呀，撒尔嗬啊
跳得那个地动啊，山摇晃哎
跳撒尔嗬呃
……
正唱到兴头上，有长者喝斥：”二旺，前面拐弯处就有人家，你紧多喊丧歌儿，招呼别人打你的嘴。”
二旺不买帐，马上回击：“扯淡！就您家管的事多。”众人听了都笑。
村里放过一场电影之后，在连续多天的日子里，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电影中的那些故事情节，人们为电影主角的那些家恨国仇、悲欢离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怆然扼腕。
而孩子们呢，自然是用木头、竹筒、纸片打造各种“武器”，或三个一群，或五个一伙，在坝子上摆开阵式，相互“交火”。
但玩着玩着，“军事演习”便转为实战，到底谁演八路军，谁演小鬼子，孩子们互不相让，争来争去没有结果，于是干脆用棍棒、拳脚说话。
大人们听到啼哭声，怒不可遏，抄起一把扫帚飞马抢入阵中。孩子们一看大事不好，赶紧作鸟兽散。
（四）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电影在中国一度热火起来，不仅是新影片层出不穷，而且电影种类也在不断地增加，什么警匪片、爱情片、武侠片、记录片、历史片、科幻片等等题材都相继被开发出来。
那时，小镇上也都开设了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的票价多则一块，少则五毛。而且基本上每个月都能推出一部新片。这极大地满足了小镇上居民以及政企单位职工的文化生活需求。
在乡下，再也不单是有什么重大活动才能看到村里组织放一场电影了。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好转，一些富裕起来的家庭每逢寿诞、婚庆的大喜日子，都会花个百八十元雇请放映队到自家放一场电影。
农村人过事大都图个热闹。如果放一场电影就能制造出人山人海的大场面，那怕花再多的钱，主人家也是心甘情愿的。
当然，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了，吃一顿喜酒还随带看一场电影，这自然是喜上加喜了。
光阴荏苒，一晃三十多年匆匆而过，如今早已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要看电影，网民们只要下载一个APP，什么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滥天滥地的故事片可以随意点击。
但奇怪的是，我对这些电影却提不起丝毫兴趣，一见到剧中的那些小鲜肉、阴阳妹在台上装腔作势时，我心里一毛，就有砸手机的冲动。
我固执地以为，在电影这一块儿，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艺部门最讲究，剧本制作精良，导演策划到位，演员技巧纯熟。而如今大多数的电影就像是玩“过家家”，纯粹是演给小孩子们看的。
前不久，我去某公园游玩，见一座小石桥上，有两个打扮时尚的小青年正凑在一起看手机，看到“精彩”处，俩人时不时发出一阵浪笑。
我走过去，搭讪道：”看的什么东西呀？这么好笑。“
两青年抬头笑答：”看的电影，《猫妖传》。”
我听了眉头一皱：”这都是些肥皂剧，有什么看头？！”
两人听了，眼睛一翻，立马变了脸色。
我自讨没趣，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只听一人嘀咕道：“我一看这个人就是个老古董，不懂社会形势。”
我听得十分真切。先是淡淡一笑，接着便自嘲了一把：”看来，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我们这些七零后八零后是真的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