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
“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中午11时，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这是电影《黄金时代》的开场白。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摘自萧红的《呼兰河传》。作者以儿童视角描写自己的家乡呼兰县，充满了孩童的天真与烂漫。可是，谁又能够体会到作者在人生的最后的岁月中，对再也回不去的家乡，对祖父的深深的怀念呢？
萧红上初中时，父亲给她定了一门亲事，男方名叫汪恩甲。汪恩甲比萧红大两三岁，在一所小学当教员，萧红对着门婚事没有异议，她还曾经给汪恩甲织过毛衣。在那个年代，给男性织毛衣算是最好的表达爱意的方式，汪恩甲也常到学校看望萧红，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俩曾真心相爱。
萧红初中毕业了，在哈尔滨的读书生涯极大的开阔了萧红的视野，那时的哈尔滨，自由、开放，街上随处可见的外来面庞，这个被人们成为东方莫斯科的城市，处处透露这迷人的异域风情。萧红懂得了，世界并不只是自家后花园那么大，她萌生了到五四思想更为进步的北平读书的想法。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汪家也觉得到了年龄，是时候举行婚礼了。萧红于是假意答应结婚，偷拿嫁妆钱，跟随陆哲舜奔赴北平。萧红十分享受在北平自由自在的岁月。可是，萧红这次的出走，却在家乡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当时没想到出走带来的风波。在一个结构严密的社会里，个人是不存在的，父亲张选三因教女无方，被撤销了在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调到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汪家不准汪恩甲继续与我来往，陆家也警告了陆表哥，并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鲁迅先生说，娜拉面前实在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但钱也是要紧的，妇女如果经济没有独立，即使有觉醒的心，也无能为力。而我无枝可依，结果是只能回去。”回家后，萧红的父亲把萧红带到家族在阿成县的福昌号屯，那里与外界隔离，没有书籍，没有报刊，萧红相当于被父亲软禁了起来，也就是这段被软禁的经历，让萧红更能够更加直观的观察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才有了《生死场》里面的那句“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
后来，萧红将自己藏在一个装白菜的卡车里，再次出走。这一走，萧红就再也没有回来。
萧红只身一人逃到哈尔滨，举目无亲，只好投奔已经和自己解除婚约的汪恩甲。他们在东兴顺旅店住了下来，开始了同居生活。萧红的求学梦没有实现，她怀孕了。一天夜里，汪恩甲消失了，与他同时消失的还有整个汪家。此时的萧红，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因为拖欠旅店老板600多元的食宿费，萧红的住所被换成了走廊尽头的堆放杂物的小黑屋。旅店老板威胁萧红，等萧红把孩子生下来，便将她卖到妓院里去。这时的萧红并没有惊慌失措，相反，她表现的极为镇定。萧红给当时任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副刊的主编裴馨园写信求救， “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不能不救啊！”
裴馨园十分重视此事。他叫来了当时在报刊工作的其他同事，一起商量对策，说是商量对策，可是却没商量出什么结果来，因为那600多块钱是在场所有人聚在一起也决凑不出来的。由于一时没有好的办法来解救萧红，裴馨园便写了一封慰问信，并附带上几本书，让当时在报社助自己选稿的萧军给萧红送过去，希望能够安慰到萧红。（注：此时的萧军笔名不叫萧军，叫三郎，为了行文方便，便写作萧军）
萧军来到旅店，把书送给萧红后便打算离开。这时萧红叫住了萧军，说：“坐下来谈谈吧。”萧军望向萧红，打量着她。“她的脸色是苍白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头发披在肩上，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梳理也没有剪了。黑发里头，都已经可以看见白发在闪。穿着的蓝色的大褂，但是已经褪的几乎认不出来颜色了。”
萧军坐下了，萧军看到杂乱的桌子上铺着这样一首小诗。“去年的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这看似平淡的叙述，却让人立刻感受到了萧红此时凄凉的境地。萧军看到桌子上散乱的手稿，还有一些未完成的画，他被萧红的才情惊艳到了。此时的萧红，在萧军眼里，不再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而是一位不向命运低头的奇女子，萧军爱上了萧红。
哈尔滨突如其来的大雨使萧红摆脱了困境。大雨连下了28天，8月8日夜，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冲垮了整个哈尔滨。萧红所居住的东兴顺旅店的一楼大厅已经全部被洪水淹没，旅店老板也不知所踪。萧军提议，他会凫水，他去解救萧红，大家一致同意。可是旅店那头的萧红等不及了，洪水眼看就要漫到二楼。萧红拖着肚子，斜靠在二楼的窗沿处，面前到处都是四下逃散的人，却始终看不到萧军的身影。这时，一条小船飘过萧红的面前，她恳求划船的大爷带上自己，萧红颤颤巍巍地上了船。按照萧军留下的裴馨园的地址，她先与萧军到了裴馨园的家。
几星期后，萧红产下了汪恩甲的孩子，她没有喂着孩子一滴奶，也许是害怕产生感情。这在萧红日后写下的《弃儿》一文，可以寻到一点踪迹。
1934年6月，萧军和萧红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这一年，萧红写下了长篇小说《生死场》，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鲁迅先生为《生死场》作序“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1934年10月，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他们来到了上海。鲁迅先生专门为他们设下宴席，把他俩介绍给文坛的朋友。
在一次朋友间的聚会上，胡风这样对萧军说：“在创作上萧红比你高，萧红写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人物是喜是悲，大家感同身受，好像活在我们身边一样。你呢，写的比她深刻，你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勤奋来达到艺术高度，萧红是靠自己的感受还有天才在创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萧军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在他看来，萧红一直是需要自己保护的女人，可是如今，自己竟然连个女人都比不上。二萧的感情出现了裂痕。萧红的脸上时常出现淤青，一次，朋友问她，萧红解释说是自己不小心碰到的，萧军在一旁理直气壮地说“你大可不必为我袒护”再友人的劝说下，萧红东渡日本。日本宁静的生活，为萧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写作氛围，萧红在日期间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和长篇组诗《砂粒》等。
而此时远在中国的萧军却与一女子暗深情愫，为了扼制这段感情，萧军写信给萧红，希望她回国。萧红回国了，可是萧军与那女子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就此中断。这一段日子，萧红活的很痛苦，不仅仅是因为她更萧军越来越生分，更是因为她一直所敬爱的鲁迅先生去世了。在鲁迅先生逝世的三年后，萧红才从悲痛当中走出来，1940年7月，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书出版，萧红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将鲁迅先生伟人化、巨人化，她写的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先生。
1938年2月6日，萧红和萧军来到了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工作。不久晋南战局变化，日军向临汾进攻，萧红和萧军在准备撤退的方向上产生了分歧。这一次，陪在萧红身边的，不是萧军，而是端木蕻良。
萧红与端木结婚了，这是萧红一生中唯一一次婚姻。萧红在婚礼上将原来许广平先生送给自己的几粒相思豆送给端木作为定情信物。然而，端木真的能给萧红带来幸福吗？
“6、7月里，武汉被日军包围，9月端木拿到船票，启程入蜀。汉口的轰炸声临近了。我独自找船，也不是独自了，肚子里还有快9个月的胎儿，我几次倒下，爬起来已近是徒劳了。我就这么躺着，望着夜空，反而平静，干脆死掉吧，可死掉又有什么用呢？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自述。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1942年1月，香港沦陷，萧红滞留在医院。在萧红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陪在她身边的，不是萧军，不是端木，而是仰慕萧红的青年作家骆宾基。骆宾基，是在萧红逝世后，第一个为萧红写自传的作家。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享年31岁。从1933年的任性出走，到1942年在香港病逝。8年的时间，萧红的足迹遍布哈尔滨，武汉，青岛，上海，香港……萧红一生坎坷曲折经历，成为她自己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在萧红短暂的一生中，她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鲁迅先生指出“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来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女士接替了冰心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