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消瘾散

1492年，西班牙著名航海家、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接受“新大陆”古巴岛上部落酋长的盛情款待时不为殷情所诱惑毅然地将“散发明显香味的干叶子”扔掉了，而有一些随从则将吞云吐雾的坏习惯带回了老家。这应该就是烟草全球化之肇端。

花似海棠叶似菜的烟草原产地在大洋彼岸的南美洲。

那么，烟草又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呢？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所撰《谈烟草》一文认为，是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的后期，即17世纪初由福建水手从吕宋岛引进国门的。

据史料记载，吸烟风气之盛到明末崇祯末年已经弄到“三尺之童，无不吸烟”的可笑地步了。清代医家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有“今人嗜此者众，烟肆之多几与酒肆埒”的描述，亦是佐证之一。

有百害而无一益的烟草的发现绝对是人类社会值得反反复复诅咒的一大罪恶的发现，至少迄今为止，所有的科学家还没有从烟草所含1400余种化学物质中得出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结论。据最新科学实验显示：一支尼古丁可以毒杀一只小白鼠；一盒尼古丁可以毒杀一头牛。

“芳名争说返魂香，碧苗意指忘忧草。”香烟，自招摇上市以来就成了一种“问题商品”，甚至被人称之为“合法毒品”。如今，烟草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十大杀手中“杀人于无形”的第三大杀手。

烟草危害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要健康，不要烟草”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有始无终就从未停歇过。

世界上最早倡导戒烟的是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他曾于1604年签发了强烈谴责“这个可耻习惯的多种劣迹”的公告。

1977年，美国癌肿协会设立了第一个无烟日。

1987年，在第39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4月7日，亦即世卫组织成立日确定为世界无烟日，自1989年世界无烟日改为每年的5月31日，意在提醒烟草对儿童的危害。

2003年5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一个限制烟草的全球性条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从2005年开始生效的《公约》要求173个己缔约国至少应该以法律形式禁止误导性的烟草广告，禁止或限制烟草商赞助的国际活动和烟草促销活动，镇压烟草走私，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在香烟盒上用30%-50％的面积标明“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以及禁止使用“低焦油”、“清淡型”之类欺骗性词语。

在国内，看见印刷精美、图案漂亮、包装华丽的烟盒上，仅仅印刷了“吸烟有害健康，请勿在禁烟场所吸烟”、“尽早戒烟有益健康”等警示语，与我在国外看见的那种印刷粗劣、图案恐怖，包装简陋的烟盒相比，“控烟”真心假意的中国式烟盒更具美学感和吸引力。

我国是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也是最大的烟草消费国，还是最大的烟草受害国，据统计，在全球11亿烟民中，中国就有3.11亿之众。广大烟民朋友们以实际行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在“世界吸烟前十国排名榜“上稳居“冠军”宝座和在因控烟工作方面的拙劣表现而获得令人不齿的“脏烟灰缸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身患绝症不治而亡的代价。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控烟”行动仿佛是从“禁止吸烟，如烟除外”广告播出以后才引起民间组织和禁烟人士关于是否需要“控烟”的疑问。

继此之后，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某政协委员所提交的“禁烟”提案得到的是国家烟草专卖局某副局长“我们很重视抽烟有害健康，但没有香烟又影响稳定”答非所问确实又是实话实说的答复，言下之意就是“所有人都不吸烟，烟草企业与员工就无法稳定”而招致国人一片唏嘘之声。

虽说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候鸟经济”，但权衡避害就利的烟草行业却绝对是弊大于利的一个“夕阳产业”。

有利的一面，烟草商有效供给与消费者旺盛需求保持基本平衡，广大烟民“吸的是毒，吐的是税”，从而维持了烟草行业一直位居我国第一稳定税源地位。

不利的一面，每年因吸烟导致疾病所耗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仅仅次于火灾造成的损失成本，中国每年因吸烟而提早死亡的人数大致在100多万人、其中10余万人是“二手烟”的牺牲品。

收获芝麻而失去西瓜，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由此可见，我国暧昧的控烟态度与“控烟“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控烟”形势十分严峻且前景丝毫不容乐观。

前不久，我在阅读《参考消息》时看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烟草瘟疫正在蔓延——它正转向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吸烟人数增长最快。”

若干年前，世界第三大烟草公司的美国雷诺烟草控股公司的一位高级管理员说过另外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不吸烟，只是销售它们，我们将吸烟的权利保留给那些年轻人、穷人、黑人和愚蠢的人们。”

对号入座上述两则一个“制烟”、另一个“控烟”业内人士的言论，我似乎应该归属于“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中“愚蠢的人们”之列。

对“吸烟有害健康”的危害性的认识，我何止是一清二楚，可以说是深痛恶绝，但始终没有敌过对尼古丁的依赖性，总是念念不忘香烟具有“点燃思想火花，启迪广袤智慧”的那股神奇力量，总是恋恋不舍去贪图“点一支如烟往事，喝一口高山流水”的那种美好感觉。

仔细回想起来，我的烟瘾从1975年上小学5年级时偷偷地无师自通学会抽烟到久吸成瘾算起，至今己40多个年头了，真可谓是一个货真价实，冥顽不化的“铁杆烟枪”。这期间里，因为吸烟两次惹火烧床险些酿成火灾事故，又是因为吸烟伤肺导致两次咯血不止差一点丟掉卿卿性命，还有不计其数的手被灼伤，衣服被烧洞等小插曲，我都没能从中汲取血与火的深刻教训而幡然醒悟痛改前非。

要健康，想健康，不戒烟永远都是亚健康。从20多岁我开始发誓戒烟直到今天仍然停留于嘴上，但始终都未走出“十戒九败”周而复始像大烟圈套小烟圈一样的怪圈，诚如网络戏言：女人减肥就像男人戒烟，永远都有明天。

那么，“烟瘾”真如人们想象那样很难戒掉吗？

只有相信吸烟真的会带来恶疾，贪生怕死的人才会有所畏惧。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科学研究程序逻辑组织化的先驱培根在《论健康》一文说：“人在身强力壮的青少年时代所养成的不良嗜好，将来到了晚年是要一并算总帐的。”戒不戒烟，单算经济帐很容易做到“一盘清”，若要算健康帐也许就会是一个“无底洞”。

生命林林，生活种种，活生生的事例就是最好的正反两面的戒烟教材。我的朋友圈中成功戒烟的不乏其人，身边的榜样，前行的力量。我的身边也常常听闻因为抽烟而染病归西的病例，虽事不关己，但闻者足戒。

若真要“控烟”，还需要理性并且厉行的政府提供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毕竟，民族兴旺才是百年大计，远远重于眼前得不偿失的蝇头小利。既然已签订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那么，作为“国格大于人格”的成员国就应照章办事，履行约定。

在“控烟”方面，香港政府做得比较好。记得2005年夏天，笔者有幸去参加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恰遇香港全面推行“控烟”措施之际，港府规定：违法吸烟最高可判罚5000港币。俗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相反，重罚之下也必有“懦夫”。会议期间的小组讨论活动是安排在新界某中学里，整个校区内根本不留“吸烟区”的余地，满满一天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内泪眼婆娑、哈欠连天的“瘾君子”胆敢置若罔闻，以身试法。

所谓“瘾”，就是“心魔”。

抽烟，纯属个人嗜好。比如把“奢吃品”的香烟当成每天须臾之间不可或缺的“必吸品”，表面上看是“中魔”了，实际上是一个人精神有缺陷的表现。“烟草成瘾的本质是人体对烟草中的尼古丁产生了依赖性”，世卫组织将其定义为神经精神疾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的陈志霞副教授说：“对一件事成瘾，说明生活有欠缺，如果找不到生活目标，戒不戒其实没有区别。”反观自省，自己不算是“生活有欠缺”，而是一个“精神有缺陷”的人，那就是智商上存在认知失调的现象、情绪上存在随心所欲的倾向、意志力上存在犹豫不决的毛病。具体表现在戒烟这个“老大难”问题上，就是出尔反尔，行不副言。自己认为与外人看来，我都绝对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我还清楚地记得，2009年秋天，我参加了成都某摄影群去光雾山红叶节的采风活动，三天时间里任随同行中的吸烟“摄友”怎样劝说与诱惑，在没信誓旦旦的表白亦无赏罚分明的监督的情况下，我硬是没有抽过一支烟。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烟瘾不比得毒瘾，戒烟总没戒毒难。

人性思平，嗜欲害之。既然吸烟能使人产生精神依赖，那么戒烟也唯有依赖精神控制。如果戒烟不是依靠强有力的精神控制而是凭借戒烟产品等辅助手段的话，那么，复吸率与反弹力将更加迅猛。

戒不戒？看决心！行不行？靠定力！我不想像某些朋友依靠戒烟药或电子烟之类的替代品来意淫烟瘾，也没仔细阅读过妻弟反复力荐的亚伦·卡尔所著《这书能让你戒烟》的畅销书，我只深信，恒念恒心、坚决坚持，戒烟就一定是会成功的。

此文成于2008年3月，不料两个月之后发生了“512”汶川特大地震。历尽劫波，感触良多，我也从此逐渐改变了许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为了减肥，更为了健康，我开始疯狂爱上了户外活动。直面生命，理解衰老，己进“尽人事，知天命”年龄阶段的我，对“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这句朴实无华的话尤其有泡肌浃髓的亲身感受，活着真好！

“不甘旧陋，常慕维新。”现在应该是旧调重弹，轮到戒掉“烟瘾”的时候了。戒比不戒好，早戒比晚戒好，千万不要等到烟民所说“除非鼻子不出气的那一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