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文革中的大悲愤（1）

1966年7月17日，中共吴起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延安地委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会议决定7月25日召开教师集训会，并派29名同志组成工作队。县委副书记李海满任工作队队长。25日，全县475名中小学公办民办教师和40名学生代表参加了集训会议，历时84天。会议期间，用大鸣大放大学报的形式，给一批教师捏造了不少罪名，进行人身攻击。先有80名教师被揪斗，会后有19名老师在乱石头生产队进行劳动改造。

8月下旬，以吴起中学参加教师集训会的学生为主体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街道进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活动。10月下旬，教师集训会选出红卫兵代表赴京串联。11月初，吴起中学、农中，林中学生和部分教师开始大串连，红卫兵结队到各地联络各派势力进行所谓的革命。12月初，吴起县中学胜利山战斗队成立，揪斗所谓“资反路线的现行者”。这一年春夏连旱，自1965年8月至1966年7月，一直未落透雨，全县夏田旱死无收，入秋后，部分公社又遭洪水袭击，沿河道部分路面被毁。

资反路线的实行者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从此，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影响下，造反组织首先在学校成立，把矛头指向中共吴起县委。县级各单位都纷纷成立造反派战斗队。除在本单位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也揪斗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当权派。

当时因为意见不一，加上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两大派组织。都标榜自己是反“走资派”的革命派，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高喊“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整天嘴斗，笔斗，互相攻击，还对党委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轮番进行残酷斗争，使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

1967年元月中旬，造反组织已经遍级各单位，派斗激烈，几经反复，形成吴起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和吴起县红色造反红总部两大派组织。2月18日，受上海一月风暴逆流的影响，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开会夺权。吴起县人民武装部认为，三结合的班子尚未形成，宣布夺权无效。从此，两派斗争激烈，互相攻击，都在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领导干部靠边站。

1967年8月，人所共知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砸了不少的古物。县城里到处贴满了大纸报，大标语，和中央首长讲话的文件。凡是能利用的墙全部贴满了大纸报、大标语，大街小巷到处飘落着油印的传单，县政府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府机关被砸，吴起县政府门前黑鸦鸦坐着一大片人。听说搞什么静坐，三天三夜不吃饭，要揪出县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来就早已瘫痪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一派叫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一派叫吴起县红色造反总部，在政府门前你争我抢，一天之间夺了权。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派夺权胜利，分别召开庆祝大会。两派战斗队的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硝烟弥漫在整个城镇的上空。街道上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两大派人搅浑在一起，唾沫星子乱飞，没明没黑辩论着，证明着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反革命派。这两派战斗队每天从早到晚，相互争论不休，农村也有些不爱劳动的爬皮二流子，跑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县城参加这场大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在进行辩论，舌战，有些家庭分裂了，有些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仇敌，冤家就说不定成了朋友。

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吹落了第一批黄叶，接着到了秋收，作为一个农民来说，不用问都是以农为本，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春种秋收冬藏。到了中秋节前后，满山遍野的秋庄稼都成熟了，家家户户齐动员，起早贪黑抢收那点薄薄可收的秋庄稼。

这一天，杨青全队社员都集中在垴畔山上的大梁头山峁上收糜子，突然，南面的方向传来隆隆的响声。人们都说这天晴晴的，哪来的雷声？说话间，响声越来越近，顿时旋转在人们上空，震耳欲聋。当人们抬头看时，发现一架明晃晃的大飞机，机翼上两行大字看得清清楚楚。在偏远的乡村，偶然也有少数的飞机穿过天空，但从未见过有如此低的时候。因此，村民们害了怕，有人大喊一声，不得了了，飞机要扔炸弹了。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得个个东躲西藏。有的钻了山峁的水洞，有的藏在小山弯，有的呢忙找不到合适的藏处，恨不得钻进地缝。这时，有人看见飞机上有人伸出一双手，扔下来几大捆白东西。人们相互议论，说这当真是要扔炸弹呢。谁知，飞机将这些白东西丢下后，落到地上却没有任何响声。

飞机转了两圈升高飞走了，社员们一个个从各处钻出来。大家抬头望见那一捆捆白东西，在空中被大风吹的散了架。顿时，像雪片一样飘落，满山遍野都是。那些年轻男女社员们，好奇地爬到半山坡上去拾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张油印的传单，上面印着中央文件，还有红总部来电和有关资料。因为当时动乱中，班车停开，邮路不通，商店关门……中央文件无法传达，无奈才用飞机传递一些传单信息。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同样摇撼着这个遥远而封闭的山村。乡村和城市一样，各自形成了两大派。一派跟随红总部，一派跟随司令部，各自成立了战斗队，没明没黑的开会辩论，互相争的脸红脖子粗。他们拍桌子，踢板凳，嗡嗡的吵声能把隔壁的会议室给抬起来。

高海周在运动初期，一直在县武装部的王志东部长的鞍前马后。为我们家捞成分的事，他费尽了心机，整天跑得快把县武装部的门槛都踢塌了。这中间，他拿生产队的东西，卫下了武装部的王志东部长。这人是红色总部的领头人，因此，这次运动，红总专门把高海周选出来当上了点火队的队长。借着这点权势，“文革”一进村，他就成了红人人，村里一切革命行动都由他说了算。根据上面的政策，运动是针对各级当权派进行的。可高海周却把运动的苗头直接指向我家公爹。他费尽口舌连明昼夜，在村头的前边宗海万家的窑洞里开黑会，安排他手下那些亲近的黑干将们，如何对我家下手等阴谋手段，谋害我家公爹。

就这样，运动一进村，我家公爹宗维岳就成了本大队批斗的重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