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医故事
民国绍兴医家合影（前排中为何廉臣）
千年薪火相传的越医，堪称是传统国医的一座丰碑。在这座丰碑上，镌刻着一些辉煌的名字：
戴思恭（1324—1405年），字原礼，号肃斋，诸暨马剑人，明代著名宫廷医家。其父戴士尧即是名医，戴思恭幼承父业，潜心医学理论，洞悉诸家奥旨。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患病，诏请戴思恭诊治，史籍记载“药到病除”——不久戴思恭即被召为太医院御医，并深得朱元璋之器重。后戴思恭享有“风雨免朝”、“朝见免跪拜”之恩宠，被誉为“国朝之圣医”，名震朝野。戴思恭任御医期间，燕王朱棣（1360—1424年）曾患瘕（jiǎ）症（腹中结块之病，或指隐疾），历久未能痊愈，遂召戴思恭施治，结果“一剂而愈”。洪武三十—年（1398年），朱元璋病危，因诊治无效，所以朱元璋心情极坏——当时就翻脸把一众御医“尽行治罪”，但却“独召戴思恭至榻边慰勉”。不久朱元璋病逝，明惠帝朱允炆（1377—？年）登基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戴思恭传世之作，有《证治要决》、《推求师意》、《本草摘要》等。
戴思恭
张景岳（1563－1640年），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山阴人，明末杰出的医学家，“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史籍记载，张景岳因祖上军功，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其父张寿峰，通晓医理，张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专研《内经》等医书。十三岁时，张景岳随父到北京，师从京畿名医金英。成年之后，张景岳广游四方，闲余博览群书，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又对医学领悟最多。张景岳性格豪放，曾壮岁从戎，并参军幕府，又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解甲归隐以后，张景岳潜心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时人奉为东汉名医“张仲景再生”。在长期的从医实践中，张景岳针对中医“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传统观点，大胆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理论——其提倡的“温补之说”，成为中医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在制方用药方面，张景岳认为“用药如用兵”，曾创“八阵”之说，自制新方，屡见奇效——如左归丸、右归丸、济川煎、玉女煎、两仪膏等著名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医生之常用药。张景岳精通《易经》，主张“医易同源”，为医界“知行合一”之典范。张景岳晚年，将其毕生临症经验进行系统总结，著成《景岳全书》，并终成一代宗师。张景岳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
张景岳
《景岳全书》
傅懋（mào）光（约1573—1644年），会稽人，明代著名医学家。二十多岁时，傅懋光北上京师（今北京），弃儒习医，专研《素问》、《难经》及诸家医书。当时，东北一带瘟疫流行，傅懋光制方救人，“所活甚众”，又“不取其利”，一时医誉大震。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京师疾疫流行，傅懋光勉力救治，每获良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经礼部考核，授以太医院吏目，兼任教习官。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升为御医，并任朝鲜内医院教习官，又为御医崔顺立等人讲析医学疑义，任正教一职，后擢升为上林苑右监丞。崇祯八年（1635年）官至太常寺卿，掌太医院事院使。傅懋光行医五十余年，将自己临症心得与经验撰成《医宗正脉》五卷（今亡佚），辑有《医学集要经验良方》八卷存世。
俞根初（1734—1799年），名肇源，因排行第三，人称俞三先生，山阴陶里人，清代名医。俞根初擅长伤寒时症，曾“日诊百数人”——其鼎鼎大名，当时越中妇孺皆知。俞根初勤于专研医书，博采众长但并不泥古。俞根初非常看重临诊实务经验，他曾说国：“熟读王叔和（王叔和为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医书编纂家——笔者注），不如临诊多，非谓临诊多者不必读书也，亦谓临诊多者乃为读书耳。”俞根初撰有《通俗伤寒论》，“绍派伤寒理论”因此而发端。
俞根初著《通俗伤寒论》
何廉臣（1861—1929年），绍兴人，清末、民国初期名医。何廉臣出身于世医家庭，祖父何秀山为绍派伤寒名家。家学渊源，何廉臣遂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医学基础。在两次乡试失败之后，何廉臣专志于学医，其医德、医风广为时人所乐道。疫病流行之时，何廉臣联络同仁，开展义诊，施医施药，传为佳话。当时，绍兴医界有求诊者例先购签之习惯（犹如今日之挂号）——若购买快签，则可以不用排队，随到随诊，但诊费也高达常人之两倍以上。何廉臣认为“买卖快签”，是为富贵者开方便之门，故其诊所独无快签之设；穷人生病，还常常得其资助。作为医坛名宿，何廉臣并不故步自封，而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他结社办报、光大绍派伤寒学说；勤于整理古籍，又悉心研读西医译本，积极推动中西医汇通；大力倡导革新医案，为中医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何廉臣被同仁推为“越州翘楚”，尊为近代绍兴“医林三杰”之首。经何廉臣校勘的《通俗伤寒论》，其内容较俞根初原作增加了三倍之多，为发展、完善“绍派伤寒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所著《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重订广温热论》等，对后人影响甚为深广。
何廉臣
何廉臣著《重订广温热论》。何廉臣曾为鲁迅父亲周伯宜治过病。鲁迅在《呐喊》中说：“他的药引比前面那位名医更奇怪，最平常的都是原配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等，加上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以及一种点在舌头上的神丹妙药……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清末明国初年，在绍兴医界，何廉臣享有盛名
胡宝书（1868—1933年），字治安，绍兴人，清代名医。绍兴胡氏是医学世家，胡宝书七岁起就跟随家人学医，年未及冠，就已能“代祖应诊”，被誉为“神童”。成年之后，胡宝书更是声名远扬，广受患者追捧。胡宝书曾日诊百数人，高时多达三百人。“生病不看胡宝书，不吃震元堂的药，死了口眼不闭”，这是在绍兴流传甚广的一句民间俚语。胡宝书世居之绍兴昌安门外菖蒲溇，因其医名而“辄见舟楫塞港，车马堵道”；胡宝书家附近开设的药铺，居然有七家之多；水果摊、杂货摊等亦因之云集——小小的菖蒲溇，俨然成为一个热闹的集镇。由于绍兴地处水乡，来菖蒲溇就诊者，多以船来，船多时又无法一一靠岸，胡宝书遂发明了“就船应诊法”，即令众船有序排列，胡宝书下船连续诊治，上岸后再把处方一一分发与人，菖蒲溇船埠头俨然成为一处“水上医院”，且蔚然为水乡一景。胡宝书精研经典及诸家之说，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竖读伤寒，横看温病”的理论。其辨证重湿，施治主化，用药轻清，制方透灵，治病以朴实、稳健见长，丰富了“绍派伤寒理论”的学术思想体系。
裘吉生（1873—1947年），名庆元，嵊县人，出生于绍兴，清末、民国名医。清末，裘吉生与徐锡麟、秋瑾秘密结交联络，鼓吹革命——裘吉生曾化名为“激声”，参加光复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徐锡麟、秋瑾就义后，裘吉生离开绍兴，赴上海加入了同盟会，并以行医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绍兴光复之后，裘吉生返归故里，在绍兴医界颇享声誉。民国十年（1915年），裘吉生组织创办了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自任会长；不久又重新出版《绍兴医药学报》，并担任主编。当时，国内医学名家如张锡纯、张山雷等，均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论著，《绍兴医药学报》竟成为当时中医界的主要学术园地。民国五年（1916年）8月，孙中山偕胡汉民等视察绍兴，胡汉民突患赤痢，遂请裘吉生治之，结果“一剂而愈”，孙中山亲题“救民疾苦”四字相赠。民国十年（1921年），裘吉生移居杭州，设立三三医社，开办三三医院；三三医院有中、西医师，病人宜于西医诊治者用西法，宜于中医者服中药，对危重患者必请中、西医师互相磋商。民国十八年（1929年），裘吉生作为浙江代表赴沪参知集会，抗议“废止旧医案”，为保存中医而积极奔走。裘吉生一生，搜罗有孤本、精抄本、医稿等3000余种约2万册，编辑出版有《珍本医书集成》。
裘吉生
裘吉生著《珍本医书集成》
孙中山为绍兴名医裘吉生题书。孙中山早年曾学西医，每论及中医，多有微词。此题书是否可以反映出孙中山对中医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
曹炳章（1878—1956年），字赤电，又名彬章、琳笙，绍兴（原藉宁波）人，“绍派伤寒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十四岁时，曹炳章跟随父亲曹显卿来到绍兴，在一家中药铺里担任实习生——从此就与中医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岁开始，曹炳章受业于越中名医方晓安，专攻“内、难、伤寒、金匮”及诸大医家之书，先后七年，颇有心得。曹炳章生性耿直，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清末、民国初年，大量鸦片涌入中国，曹炳章义愤填膺，著《鸦片戒除法》。民国年间，曹炳章先后开设了绍兴春成药店（在今越城区塔山街道水沟营附近）、利济药局（在今越城区利济桥附近），又在诸善弄（今越城区蕺山街道日月花园附近）自设诊所行医。由于医理渊博，经验丰富，曹炳章屡施妙手，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曹炳章热心公益，医德高尚，深受贫苦患者之欢迎和爱戴。民国十二年（1923年），神州医学会绍兴分会改选，曹炳章被选为副会长。民国二十年（1931年），曹炳章被推选为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同年又担任新成立的绍兴县国医公会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为抵制日本国产仁丹，曹炳章与诸名医联合研制了更加物美价廉的“雪耻灵丹”。新中国成立后，曹炳章被特邀为绍兴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曾任《浙江中医月刊》（今《浙江中医杂志》）名誉总编辑，1956年被推选为政协绍兴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曹炳章一生致力于对中医药文献的收藏、整理和著述，是我国有史可查的藏书最多的传统医家。
“不能为良相，但愿成良医”，曾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美好理想
——旧时，绍兴人称医生为“郎中”。自宋以来，越医（越地的“郎中”）可谓群贤辈出。除了上述名家外，著名人物还有创办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的医学教育家傅懒园，有“小神仙”之誉的绍派伤寒中坚人物邵兰荪，曾任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的祝味菊，曾任苏州国医学校校长王慎轩……这一串德艺双馨的伟名，也铸筑了历史长河中不朽的越医群像！
另外补充记叙一则“与医有关”的绍兴民俗：绍兴人曾有将中药药渣弃之路上的陋习——传说曾有一人，病疴沉重，并终于奄奄一息，卧榻待毙。慌乱之中的家人，无意中将药渣弃之路上。不料名医李时珍游历天下，碰巧路过此地，听到哭声隐隐，又见路上倒有药渣，遂依药渣研究起病人的病情来。李时珍终于发现，病人为庸医所误，药方里如果加入某味中药，病人便马上可以起死回生。于是李时珍巧施妙手，拯救了那个待死的病人——盖因病人无不期待着能够幸遇像李时珍一样的名医，所以药渣弃之路上相沿成习。旧时，绍兴人甚至相信，将药渣弃之路上，遭千人踩万人踏，能够消除病人的“晦气”。所幸的是，当前随着医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随着科学常识的普及与人文素质的提高，绍兴人将中药药渣弃之路上的陋习，几乎已经被革除。
请自觉更改“乱倒药渣”的陋习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引自孙思邈〈581—682年〉著《大医精诚》）”但是，时下国人传统的“医者父母心”的观念，正在遭受不应该有的怀疑甚至冲击。我们从来不否认医界有腐败现象滋生和滋长——但是药价贵，有人便责怪医生护士；挂号难，有人便责怪医生护士；病床不够，有人便责怪医生护士；甚至连打针痛，都有人要去责怪医生护士……其实哪怕我们只用“膝盖”去想，这些都真的和医生护士无关……
怀疑所有的人（别人都是坏的，别人都是亏欠我的，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好人），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是产生社会危机的起点。肉食者，当谋之！
还有，“病人进了医院，死了一定赔钱”——完全不问是非曲直，只要病人死在医院里，家属便拉横幅、摆花圈、停尸体、堵马路、砸财物、打医生……非让医院赔钱不可。经过政府打击，“医闹”有所收敛。素不知，药只能够救“不死之病”。而“出生在产房，死亡在病床”（出生时不由接生婆在家里用土法接生，将死时能够在医院里得到终极关怀而安详地离世），不仅是之前若干代中国人的追求与梦想，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与标志啊！
《看世界·新闻早知道》原标题：“板蓝根脱销！受疫情影响，中药在美国供不应求” 。笔者以为无论中药西药，都是人类智慧之结晶；但是，世间应该没有可以“包治百病”的药。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和死亡率上看，西医西药似乎也没有“大V、公知”传说中的那么神奇。中医是不是“伪科学”、中药是不是“安慰剂”？相信老百姓自会评判，并用脚来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