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随流水20-11-19

11月19日，十月初五，周四，晴，15至28度

读完昆德拉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随口溜出一句赞美词：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小说理论，没有之一（当一个人脑子里只剩下套话、流行语，实在是感受力麻木的表现）。可低头一想，我统共也没读过几部小说理论书，但有一句话我敢肯定地说，小说家写的比评论家的精彩。我依稀记得初读余华和高行健的小说理论带给我的视觉惊动。余华说，应从欲望来抓住人性的本质，小说展示的是人欲望的图景。高行健讲了一些现代小说的技法。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及昆德拉深邃，具有独创性。至于那些评论家的论著实在不值得一读。我不相信只看猪跑步，就能知道猪肉的味道，也极为反感剪取作品枝末来填充理论的削足适履的解读。

昆德拉小说理论有两大创新，一是复调的小说结构。二是小说的使命是探询人的可能性。

昆德拉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位钢琴教授。昆德拉二十五岁以前专注于音乐艺术。写小说后，将作曲的理论搬到了小说创作上。“复调”是一个音乐名词，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声音（旋律）同时展开，虽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却仍保留各自的独立性。将复调理论套在小说创作上，就是用数条线索或不同体裁来表现同一主题。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第六章，在“媚俗”这一主题下，作者写了斯大林儿子的故事，一些神学思考，亚洲的一个政治事件，弗兰茨在曼谷遇难，托马斯在波希米亚入葬。每个章节都独立成章，且表达体裁不一，有报道、随笔、小说等，除弗兰茨和托马斯的故事是契合整部小说情节推进外，其他章节都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如果你用传统小说的习惯去读昆德拉小说，就会觉得支离破碎，难以卒读。他立意本不是在讲故事，而是探索人存在的境遇。媚俗不是由特殊背景引发，而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它可能发生在生活的私隐处，也可能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威力。但无论如何引发它的思维逻辑和心理动机是一致的。人如果掌握了这种“介入式”的思维，就能从宏大的历史事件中认识自己性格缺陷，抑或从自身的经验推知历史的趋向。这就是昆德拉使用复调创作的动机，把或大或小的事件摆在一块，以揭露那共同的主题——存在的本质。

昆德拉的复调艺术，与其他多线索、分线索开展的小说不同。十八至十九世纪发明了一种打破小说线性叙述的“复调”。分成若干主人公的故事交错平行展开，但这些主人公是相互认识的，也就是说，虽然章节交错，但最终几个故事仍有交集，整本书还是一个故事的整体。旨意还是在讲故事。而布洛赫《梦游者》小说，是对复调的艺术性创新。在布洛赫那里，五条线索不是五个有穿插的故事，而是小说、短篇小说，报道、诗歌、随笔五种不同体裁，他把它们衔接成一个整体。但在昆德拉看来，布洛赫做得还不够好。因为就音乐的复调理论而言，伟大的复调音乐家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声部的平等，没有一个声部占主导，也没有一个声部只起陪衬作用。而在布洛赫的小说中，正是五个“声部”（体裁）不平等，小说情节的叙述仍占主线，而其他几条线的作用减缩为一种简单“陪衬”，是对主线的解释说明。而思考一旦进入小说内部，就改变了小说本质。所以，小说家不该在情节推进过程中，自己站出来发表长篇大论。但如果五条线、五个声部是平等的，就如同昆德拉的小说，他要讲一个媚俗的主题，其他几条线只是这个主题的几个论据，他们之间地位平等，就不会产生“随笔”为主情节解说、辩护的服务。小说家始终站在幕后，探询媚俗的可能性。

再谈谈小说是对人的可能性探询，这在“复调”结构中已略有提及。我尤其想复述昆德拉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一文中提到的生活实例。有位女士曾在布拉格的那些斯大林式审判期间被捕，并因为一些她没有犯下的罪而被判了刑。当时有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处于与她同样的处境，他们都被迫去寻找隐藏自己灵魂深处的错，并承认一些想像出来的罪行。只有这位女士拒绝“自我批判”。十五年后，她彻底平反。她回家到后，与儿子住在一起。有一天，昆德拉去看她，发现她愤愤然在哭泣，就因为儿子早晨起晚了。昆德拉就对她说，犯得着为这点小事动怒吗？儿子代替母亲回答 ，“不，我母亲没过分，我母亲是个优秀勇敢的女人。她在所有人失败的地方顶住了。她希望我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是的，我起得太晚了，但我母亲 指责我，是更深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态度。我自私的态度。我愿意成为我母亲 希望 我成为的样子。”

昆德拉听完，对此叹息道：“党没有能够在这位母亲身上做到的，这位母亲在她儿子身上做到 了。她逼着他跟着那个荒诞的指责认同，去寻找自己的过错，还公开认错。我很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微型的斯大林式审判。”读完这段故事，你就可以理解，为何昆德拉反对别人把他的小说解读为政治小说。他之所以写政治，与他写爱情的动机是一致的。或者说他之所以将两者并在一块儿写，设计成复调的结构。也就是为了让人明白无论是大的历史事件，还是这些细微的隐私，我们都可找到共同、相似的心理机制。我们不是仅仅作为历史的受害者，声讨历史就可以解决这些人性的危机，我们更要在日常生活中警觉那些带来历史灾难的心理机制的运行。我们都是历史的共犯。历史不是过去，历史就是当下，就发生在我们日常的言行举止之中。

在《六十七个词》中有一个词“与敌合作者”。昆德拉对这个词的定义是“总是在更新的历史处境将人恒久的可能性揭示出来 ，并使我们可以命名它们。就这样，“合作”一词在反对纳粹的战争中获得一个新的意义，成为“与敌合作”......这个词一旦被 找到 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的行为有着与敌合作的特点。所有那些鼓吹大众媒体的喧哗、广告 的愚蠢微笑、对大自然的遗弃、将泄密上升为品德的人，都应当把他们称之为：现代的与敌合作者。

由这个词联想到《方方日记》，方方斥责批判他的人为“红卫兵”，她自己的思维逻辑、心理机制又何尝不与“红卫兵”同，在抗疫期间，我读了大量的公知文章，深文周纳与当年的大字报同样的不堪入目。而我身边的读书人，无不站在右派的立场，凡对持不同意见者，就将之归入左派。而在我看来，左派、右派，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与敌合作者”。将人分类站位延续了二十世纪以来的象征思维。官员永远是强权、恶的象征，老百姓永远是弱的善的象征。在这种非理性力量的主宰下，人只有儿童的智商。波德莱尔说：“人迷失在象征的森林中。”

小说家的使命，就是引导人走出象征的迷宫。

我总是嫌自己读得太慢，几乎都不舍得停下细加咀嚼。可当我埋头加速阅读后，又发现大脑空空如也。耳边突然响起朱光潜先生的话：“慢慢走，欣赏啊！”是啊，人生本不是以公里计的，最终存留在心底的风景才代表它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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