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谦恭未篡时。

这是白居易的一个名句，一直流传至今。算是对王莽的盖棺论定。

他一直以道德楷模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但最终被认为是大奸大恶的篡位者。

他生前努力塑造的形象也被认为是伪装出来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改革者，是穿越者，他的理念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同。

下面，谈谈我对王莽的看法，由于并不专业，所以可能有不少错误之处。

一、胸怀平均地权理想的道德楷模

如果史书上记载的都是真的，那么，王莽道德楷模的形象很难有人赶得上。

大义灭亲，逼死儿子，几乎没有人能作得到。

其实，仅只身居高位而几十年如一日地勤俭节约，就已经很难有人赶得上了。

由于他家显赫的外戚身份，他一入职，就接近了权力中心，那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养成骄奢之气。但他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后人往往解释为他是为了篡权而装出来的。

但是，历史上篡权的其他权臣也有，这样装的没有。

装几十年，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他要篡权，肯定是真的（因为已经成为事实），但是，他有追求公平的理想，渴望对社会进行改造，应该也是真的。

他的道德楷模形象，主要还不是因为勤俭节约和谦恭，而是因为他的主张。

这是平均地权的主张，在豪强兼并势力横行的西汉末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他得到了民众广泛的拥戴，其中，也包括了上层人士。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危机。

虽然之后主流观点认为王是一个伪君子，骗人。

但我觉得他主观上可能并不是要骗人，或者他的道德楷模形象连自己都骗过了。

他死时，身边还有一千多人誓死与他同在，说明他确实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主观上不是在骗人。

因为他还有感召身边人的人格魅力，大厦将倾，身边人一般都跑光光了。

二、将国家推入火坑

但是，王莽强力推行他的理念，并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反而把国家推入了火坑，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他的改革，造成了人口损失60%以上（战争杀戮、饥饿和瘟疫）的重大灾难。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人口损失。

60%是什么概念？

一般公认抗日战争伤亡人数为3000万，也有4500万的说法，但这里包括了受伤者。所以死亡人数低于10%，这已经使人刻骨铭心。

60%以上的死亡，足以让人们永远记住，并认真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这么大的灾难，是在他推行公平的口号下带来的。

因为有这样惨重的教训，后世对打着公平旗号要来改革社会的先生，都应该保持警惕。

他们的主张有没有经济可行性，必须得到严格的审视。

王莽的主张，就是没有经济可行性。

三、王莽的土地国有化举措——王田制

西汉继续实施战国后期以来的土地私有制度。

土地流转，不可避免带来土地兼并。

这种情况，在西汉末年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在认为土地兼并造成社会危机这一点上，当时的社会有较大共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王莽推出实行王田制的药方。

这实质上就是土地国有化，将使用权赋予所有农民，就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按照他的想法，危机就会被消除。

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措施。

也是无成本土改。

但是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免费的是最贵的。这句话的意思，估计王莽后来体会到了，虽然当时没有这句话。

王莽并没有发明理论的能力（这点上，后世有人比他强），他把这个理想主义的措施以托古改制的名义告诉大众。

王田制，就是翻版的井田制（西周及以前的土地制度）。

在最核心的国有与不可流转的性质上，两者一致。

他认为，古时候的制度是理想的制度，恢复它，就能解决危机。

这样，王莽认为自己是一个复古者。

令人惊奇的是，今天，他被认为是一个穿越者。

两千年前的王莽想当一个复古者，却在两千年后被认为是一个穿越者。

脑洞不够大的，只能在风中凌乱。

四、历史的简单回顾：土地私有化的兴起

西周及之前实行的是井田制，这是一种国有制。

土地不可流转。

但它在战国时代就逐渐废弃了，重要标志是商鞅变法。

为什么会废弃？是生产效率问题。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废井田制，改为土地私有制。

这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

秦国能统一中国，土地私有功不可没。

至于为什么土地私有远胜于土地国有，这里不作分析。

因此，汉朝承袭土地私有制，顺理成章。

到了西汉末年，井田制已经废除了几百年，以至于对于王莽来说，都是遥远古代的事了。

五、为什么又危机了？

土地私有既然在战国时代大显神威，为什么在经历了国力大发展的西汉，又被认为是危机的制造者，以至于王莽要重新恢复土地国有？

土地私有是一个竞争的机制，无疑会促进农民的生产热情。

但是，即使是最自然的竞争也会产生不平衡。

而在当时，远远不是自然竞争。

竞争中有权力介入，导致出现社会无法忍受的不平衡。

另外，汉朝没有科举制，获得权力的途径是举荐。

这样就不存在由下而上的通道。

更加深了危机。

六、王莽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必然失败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西汉末年的危机，是权力介入竞争带来的。

要解决问题，只能想办法让权力退出去。

简言之，就是让权力尽量退出经济领域。

农业是弱势产业，即使在今天也是这样。

当然， 那个时候没有可以比较的，但其艰难的本质古今一样，不同的是，古代更艰难。

很难想象，无权力介入，怎么会有大量仟陌相连的情况。

但王莽的办法，却是让权力更深地介入经济领域。

因为平均地权，必须依靠行政权力强力推动。

这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失败是必然的。

七、竞争与救济

王莽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有普遍性。

即使在今天，也会有人认为他的作法是对的，认为他只是所托非人，他的行政机构烂透了，不足以当此重任。

毫无疑问，竞争会带来不平衡。如何应对这个不平衡，中国古代没有理论，只能靠统治者自己去摸索。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反复遭遇危机，发生朝代更迭，一更迭就要死人百分之几十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抑制不平衡，需要在经济机制中至少包含两个组成部分：竞争与救济。

土地私有只是建立了竞争这个部分，它的作用是提高经济效率。

但对竞争中的失利者，国家要有救济渠道，否则就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出现用暴力取代经济竞争的局面。

中国古代反复出现大规模杀戮，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在今天的世界，救济渠道已经成为各国的一个标配，并且还有普惠的措施相伴而行。

从这个观点来看，西汉当时的经济机制，由于只有竞争这一个部分，其中还有权力的深度介入，产生危机几乎是必然的。

实际上，各个朝代在救济渠道上都有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唯权力介入的情况在逐渐好转。

所以朝代更迭成为必然，更迭就必发生大灾难，让人一点脾气也没有。

虽然也能一次次起死回生，但这样代价太大了，武器的进步会使这种代价大到无法承受的程度。

八、儒家学说中平均理念的影响

到了王莽时，西汉已经独尊儒术了。

所以，儒家学说当然对王莽会有影响。

但是，儒家学说对于经济机制却没有系统的论述，有的，是一个比较空泛的平均理念。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

这是孔子对季氏将伐颛臾发表的评论中的一句，不是专门来论述经济机制的。

但这句话影响了后代对经济机制的看法，其中肯定包括王莽。

人们把平均作为一种正义的、公正的措施。

但实施它是有风险的，它远远超越了救济，可能排挤到竞争。

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是渺小的，在古代更是如此，平均对竞争的排挤可能造成重大危机，一如我们在王莽的改革实践中看到的。

最公正的平均，造成最惨重的灾难（相比之前，因为汉朝还有更惨的）。

以竞争促发展始终应该摆在第一位，只有它才能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它才能提供救济的物质保障。

孔子的这句话，不能解决竞争带来的不平衡问题。

规划经济机制，必须要有完整性、系统性，片言只语，无助于实现任何目标。

可以作为认真规划的起点和参考，不能作为指导方针，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

没有考虑到对竞争的排挤问题，当然更谈不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王莽在这里又食古不化了。

王莽在土地所有制和平均这两个问题上为自己建造了思想牢笼，把自己关了进去。

九、竞争与救济的人性基础

政治从古到今都是从宏观视角出发看问题的。

达则兼济天下，天下那么大，自然选用宏观视角。

但是，组成社会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如果没有微观视角，政治学就是不完整的。

存在这样的缺陷，是几千年来人类遭遇困境，不得不陷入内斗的重要原因之一。

必须重视人性。

任何机制都必须与人性相协调。

竞争的人性基础是利己性。

救济的人性基础是利他性和利社会性。

非常幸运的是，这些都是人天生具有的。

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性，它是极其强大的人性。

利己性产生竞争动力，是生产效率的源泉，是保障人类生存的主渠道，也为利他性和利社会性提供物质基础。

人贵自助，才有他助。
请注意“达则兼济天下”中的“达”和“兼”字。

任何成功的经济机制都必须充分利用利己性。

生命都有保护自己的机制，这是利己性的生物学基础。

从原始生命开始，利己性就存在了。它使我们得以生存到今天，是任何生命自助的基础。

利己性也有副作用，人类的道德与法律都致力于限制利己性的副作用。

如何发挥其正面作用、如何限制其副作用，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这里没有简单的答案。

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如果不向利己性开战，就会陷入自私自利的泥淖。

但实际上，诱发利己性副作用的根源在于错误的制度设计、权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绝不能与利己性为敌，把消灭利己性作为追求的目标，必然会对社会带来重大灾难。

几百万年或更长（如果从原始生命算起）形成的人性，试图在极其有限的生命周期中去消灭它，根本没有可能。

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当然会带来严重后果。

王莽失败最核心的原因，正在于此。

他的改革要成功，必要的前提是大家放下自己的利己性，极大地增强利他性与利社会性。

但这是作不到的。

试图消灭利己性的企图，会将利己性的副作用成倍地放大，残酷的斗争和杀戮就可能随之而来。

因为堵住利己性好作用的表达渠道，它就以副作用的形式释放。

堵住这边的路，它就迈开那边的步。

除非人死了，生活总是要继续。

王莽倡导公平，结果却带来大规模的内斗与杀戮，就是证明。

一些提倡限制利己性的组织（如太平天国）内部残酷的斗争甚至杀戮，也可以作为证明。

顺便说一句，太平天国对组织内外都造成大量死亡，尽管有不同的数据，但至少几千万是有的。

太平天国延续时间也与王莽统治时间相近，一个14年，一个15年。

不约而同地在相近的时间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绝非偶然，定有相似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

以人民放弃利己性为前提才能成功的模式，是非常恐怖的模式，王莽给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十：权力有边界

王莽的改革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认为权力可以作成任何事情，他采取的是高举高打的办法。

这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政治的一个特点。

只是王莽发挥到了极致。

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权力作不到的。

比如，王莽就没有作成他想作的任何一个改革。

跟利己性一样，权力同样有正面作用和副作用，而且它的副作用的危害也是非常巨大的，与其正面作用完全不成比例。

使用权力作好一件事，可能千难万难，需要精心策划，步步为营。但权力破坏作用发挥起来，那就是雷霆万钧。

以王莽的改革为例，他要用权力使社会达到公平，但权力最大的副作用恰恰就是制造不公平，要避开这个副作用很难。

单纯使用权力永远不可能达到社会公平的目标，只会产生新的、更大的不公平。

社会发展必须永远将竞争排在第一位，将救济升级为平均去排斥竞争的模式，注定不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当然，阶段性的，这种模式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如果我们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掌权作为成功标志的话。

王莽可以算在政治上有阶段性的成功，但他在经济上无法取得成功。

最终导致政治上也失败了。

之所以在这里谈到经济，是因为王莽以为政治正确，经济成功就会随之而来，这根本就是幻想。

没有经济可行性的政治理念，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有，也是负面的价值。

另外，政治理念的经济可行性与夺权可行性不是一回事。

有的理念，比较有利于夺取政权，但没有经济可行性。

这样的理念，危害极大。

以这种理念夺取了政权后，经济上无法成功，会迁怒社会。

实践者不肯承认自己有错，固执地认为有人在搞破坏，会不停地折腾社会，酿成大祸。

形成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局面。

这是王莽的失败带给后世的启示。

十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王莽当时被视为圣人，周公再世。

那么他的道德水准究竟如何？

这个当然难以考证。

他自己似乎蛮有信心，指示把自己的“光辉事迹”编成文章，让人民背诵。要从道德上教化人民。

但是，他作错了，还一味坚持，到外部去找原因，这与圣人的标准相去甚远，甚至还达不到一般君子的水平。

孟子云：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王莽遇到那么大的阻力，那么强烈的反抗，并不去找自己的原因，相反，四面挑起战争。

看起来很象是在找“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比如匈奴）来背锅。

王莽改革失败的根源，是他的措施不具经济可行性。

但他固执地认为自己道德高尚，肯定正确，不成功就一定是别人在搞破坏。

有一句四川俗语是：会怪的怪自己。

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

事情不成功，就在内部外部到处去挖敌人，对内把社会搞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对外全面开战，到处是敌国，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装着一肚子疑团去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