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毁家兴学的教育家

在中华民国时期，位于湖北武昌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曾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学，并曾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熠熠生辉了几十年，但是如今却已被岁月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所学校的存在了，包括毁家兴学、创办该校的校长陈时先生。

对于陈时先生的一生，素有“辛亥革命百岁老人”之称的喻育之曾撰联评价曰：“末代有斯人，不当官，不谋利，兴学毁家，作育楚材输国用；盛世多善政，言必行，行必果，雪冤平狱，高悬秦镜比河清。”

陈时（1891—1953）字叔澄，湖北黄陂人，1891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陈家中湾一个官宦之家，其父陈宣恺为晚清进士出身，曾任湖北蕲州学官、湖北参议院议员等职，陈宣恺博学多才，特别注重子女教育，而其三子陈时自幼聪颖好学，深得陈宣恺的钟爱并寄予厚望。

1907年，16岁的陈时在父亲的陪送之下，东渡日本留学，曾先后在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就读，并获得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陈时深受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影响，从而确定了自己“教育救国”的思想。

福泽谕吉（1835—1901）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也是私立庆应大学的创始人，其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曾三次游历欧美，是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先驱者，对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但福泽谕吉也是日本侵华思想和侵华设计的始作俑者，日币10000元纸币上的头像就是福泽谕吉，可见其在日本的历史地位。

陈时在日本留学期间，还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走向的精英人物，他也积极参与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在《民报》上发表多篇宣传革命的文章，1909年，陈时在黄兴的介绍下，在日本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春，陈时从日本回国，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军控制了武汉三镇之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汤元龙被推举为民政总长，军政首脑确立之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武昌起义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这是一部三权分立的宪法，共七章60条，由素有“中国宪政之父”的宋教仁起草完成，年仅20岁的陈时出任了湖北军政府财政司的秘书，但陈时的志向不在为官而在教育，他决定效仿福泽谕吉创办私立庆应大学的经验，在武昌创办一所综合性的私立大学。

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之后，陈时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说服父亲陈宣恺和伯父陈朴生，长跪不起甚至要以死明志，陈氏兄弟看到陈时办学决心如此坚定，为了支持陈时办学，不惜变卖大半家产兴学，先后捐出田产800余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家藏图书3000多册，可谓是毁家兴学。

1912年5月13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不依靠官府和外国人创办的现代学校诞生了，初名为私立中华学校，陈时之父陈宣恺出任第一任校长，当年8月正式开学，分设男、女部和中学部，男生部开设大学预科，开设政治经济、法律两科及英文专修科，女生部开设师范、职业两个专修科，共招收学生700余人，开湖北省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先河，这所学校是将中国古代兴办私学的教育传统和近代日本、欧美大学体制相结合，并依据中国国情而创办的，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早期的高等教育模式。

1913年4月，私立中华学校呈请北洋政府教育部，拟将私立中华学校改办为私立中华大学，并积极扩大办学规模。1915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复并认可该校为大学，并以创办人陈宣恺为学校的正式代表人。

1917年11月，陈宣恺病逝，26岁的陈时从幕后走到前台，正式出任私立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以“民主办学、尊重学术、为国育才”为办学宗旨，并亲自制定了“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校训，在其主持之下，学校广招四方贤士到校讲学，学生思想活跃、学术风气自由，成为武汉地区乃至全国有影响的高等学府，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报考。

1919年5月，北京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协议的消息传至武昌，中华大学成为武昌爱国学生活动中心，3000多学生参加了全市学生游行示威活动，时任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瑢派军警镇压学生，拘捕了数十名学生，陈时亲自率领武昌大、中学校的校长保释学生。

1920年2月，私立中华大学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拟准备组织成立学校董事会，以便更多地筹集办学资金，当年5月，陈时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在远程航海旅途中，陈时先赴南洋群岛考察教育并募集捐款，还聘请了海外华侨富商作为校董。

1920年6月，陈时与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世界教育会议，陈时当选为世界教育学会委员，郭秉文则当选为世界教育学会副会长，在美国逗留期间，陈时参观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地的著名大学，对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教育体系进行全方位考察和了解。

1921年4月，私立中华大学董事会正式成立运行，此前不久学校的组织架构也进行了调整，在校长之下设立教务处和总务处，分别由林立和李式金出任教务长和总务长，学校的这种管理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属于比较先进的现代教育管理模式。

1922年5月，私立中华大学隆重举办了建校十周年纪念大会，当年暑期创办了暑假学校，相继聘请海内外学者20余人授课，听讲者达3000余人，一时轰动武昌城。

1923年8月，私立中华大学试行新学制，进一步扩充学系，新增了中国文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律学、数理学等系，并开始实行学分制，规定一年级44学分，二年级40学分，三年级36学分，四年级32学分，学生修满152学分即可本科毕业，学分制的实施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于此同时，学校还开办了高中部，开办了研究科，招收特别选习生。

1926年4月，时任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为抵御北伐军攻克武昌，中华大学校舍被守军损毁，学校被迫停办。当年9月，北伐军会师武汉，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位于武昌的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也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

1928年1月，原私立中华大学校友发起复校运动，并呈请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批准，开始接收原校址，3月13日正式开学复课，当年5月，中华大学新的校董会成立，聘黄建中为校长，陈时为副校长，不久，黄建中就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由陈时代理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7月学校按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成立了文、理、商三个学院，11个系和2个专修科，1930年，又增设开办了市政、师范两个专科，自此，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学界普遍认为，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是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边疆民族政策等施政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也处于其历史鼎盛时期。

1932年5月28日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建校20周年校庆日，此时的中华大学设有大、中、小三部，像这样教育体系完善的学校，在全国也属罕见，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王世杰、李四光等人陪同下莅临学校讲演，勉励师生“务希大家一致努力，各本所能去发扬大中华民族的精神，才不愧为中华大学的学子”。

这年冬天，胡适也登上了中华大学的讲坛，他以“少年人应该抱的基本态度是什么？”为题，通过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语录，畅谈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并引用易卜生的名言：“你的最大责任，就是要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一个有用的东西”，以此勉励师生从中国古训和西方哲人的真知灼见中汲取教益。

1937年5月28日，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南开校友、时任汉口市长吴国桢的陪同下莅临学校参观考察，并登上了中华大学的讲坛，以“川游的感想”为题，谈及南开、中华两所私立大学的发展历程和所培养的莘莘学子，提及了南开校友周恩来和中华校友恽代英，都是杰出人才，两校也是姊妹学校，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批官员和学者莅临学校演讲。

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地区集结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会战，史称“武汉会战”，时任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以老朋友身份致信陈时，劝陈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撤离武昌，日方能够确保其继续办学，陈时面对敌对国家朋友的诱惑不为所动，决定将私立中华大学迁至湖北宜昌小溪塔，武汉沦陷之后又西迁至重庆南岸米市街，在校董喻育之的协助之下，以禹王庙作为中华大学临时校址。

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私立中华大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不但校舍不敷应用，而且经费无处筹措，甚至在最困难之时，连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基本生活也都成了问题。为了筹措办学经费，校长陈时四处奔波，寻求各方募捐，以求将私立中华大学继续办下去，以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和保留教育的种子，而陈时自己是不领取学校分文薪水的，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重庆办学时期，中华大学继续保持以往的办学特色，曾邀请郭沫若、邹韬奋、邓朴民、陶行知、邵力子、冯玉祥、范长江、李公朴等进步人士和学者到校演讲，以致中华大学成为重庆的“一个民主讲坛”。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就在国家光复之后，陈时改任常务董事长，校长一职由王震寰接任。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控制私立中华大学，曾威逼利诱陈时交出私立中华大学，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开出三个条件，一是让陈时担任中华大学终身名誉校长；二是在行政院任选一部长职位；三是给陈时50万大洋，都被陈时婉言拒绝。1946年初春，私立中华大学由重庆迁回武昌原校址复校。

1949年5月，武汉三镇解放。在此之前，陈时的老同学张群和时任华中剿总司令的白崇禧等人，曾一再规劝陈时将私立中华大学迁往台湾，但陈时没有付诸行动，而是果断地决定，将中华大学留在大陆发展。

1950年陈时将自己苦心经营了38年的中华大学完整地交给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并亲自撰写了《中华大学沿革》，寄给了时任中央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而周恩来也及时复电陈时，对其捐校之举，给予高度评价。

私立中华大学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接管，由省文教厅直接领导，标志着由私立改为公立。此时学校设有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教育系）、理学院（数学系、化学系）和商学院（经济学系、工商管理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及一个会计专修科，在校学生700余人。

陈时在中华民国时期，曾担任过许多社会职务，其中有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世界教育学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湖北省议会议员以及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陈时就加入了“民革”，这是一个由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等人于1948年1月1日创建的政党，主要由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构成。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轰轰烈烈地土改运动随即在全国各地展开，陈时被任命为湖北省土改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这场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陈时参加了湖北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陈时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这一年，中华大学分别受湖北省水利局、省人民银行、省人民政府财委会、省交通厅、省工业厅委托，代办了水利、银行、会计、土木、化工五个专修科，为新政权培养快速培养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进行调整时，中华大学的化学系和国文系合并到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今华中师范大学），1953年，中华大学一部分相关系科与其他学校相关系科合并组建了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其他系科并入到武汉大学，至此，建校40余载的私立中华大学不复存在，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陈时被逮捕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缓刑2年），具体因何种原因被判刑，目前尚无任何资料披露和佐证，也许被封存，也许被销毁，也许不便公开，后人无法知道真相如何。

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之下，陈时被释放出狱，此时的陈时尽管周身浮肿，但却精神矍铄，常以武训自喻，武训尚且受到大规模的批判，何况我陈时呢？1953年春，陈时最终因身体极度虚弱而含冤离世，享年62岁。

1984年6月，湖北省委在武汉洪山大礼堂召开“陈时先生纪念大会”，对蒙冤受屈的陈时予以平反昭雪，并高度肯定了陈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以其矢志教育的坚毅精神毁家兴学，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

1987年，陈时被入选《中国现代教育家传》，成为公认的著名教育家，历史终于还其本来面貌。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在其90周年校庆时，在校园老图书馆左侧，为陈时立了半身塑像，以此铭记陈时一生爱国兴学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