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九）

（八）父亲终于回到我们身边

1961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大办钢铁运动已经趋于平静，离停办为时不太远了。杨玉才的母亲，人称杨二婆对我父亲说，老表，你不到铁厂去，还是回来带到你的几个娃好点，他们在家里很可怜，很多时候弄不到饭吃，有时别人还要打他们。算了嘛，回来大家一起过苦日子，几爷子在一起好点。在她的说服下，不就父亲从厂里回到了家，被安排在伙食团砍柴。每天起来就是扛着斧子到杨家沟的山上去砍树子，然后扛回伙食团，劈成柴块供食堂燃烧做饭。前一段时间还可以，因工厂里配的口粮比农村多得多，身体还能支撑，没过多久，体力就不支了。因每天吃进的粮比起工厂来就不知少了多少倍，身体自然就垮了下来。一天不如一天，而且双脚已开始浮肿，这是典型的缺乏营养，饥饿所致，长期下去，必然对生命造成严重威胁。时间到了1962年上半年。估计中央也发现了严重问题，伙食团开始停办。允许社员群众自主开荒，大种满山青。各家各户可以生活做“饭”，炊烟重新燃起，乡村又恢复了久违的平静。这时我们家已从李光明家搬到了邹学贵的房子里。住着一间住房，半间厨房，邻居是罗友春和幺婶，共三家人。

（九）养家糊口的主力军

1962年伙食团撤销以后，生活达到了极度困难时期，也不知因饥饿死去多少人，有的整户死绝。人们不分白天黑夜都在为活命而奔波，尽管干部可以随意打骂群众，随意抄家等。人们为活命也管不了那么多。地里的粮食能生吃的就生吃，能拿回家的就拿回家。白天怕干部发现就晚上出动。说是抓拿也可以，说是“偷”的话也算“偷”。不过当时人人都在为活命而“偷”。我们家里我算是主要劳力。我父亲是一位标准的君子，生活如此困难从不在外面抓拿东西。但指示我必须要为全家的生计负责，否则就是一个字“打”，出去“偷”东西被人发现后也只有一个字，还是“打”。两个妹妹年纪尚小，三妹有十来岁，但她患有哮喘病，不可能出去弄到什么。所以我就成了全家维持生计的主力军。作为十六岁的我责无旁贷承担起了这幅重担。我和同龄人谢永贵（罗友春抱养的儿子）就是一对好伙伴，他也为罗家一家四口人的生计负责，因为当时罗友春也浮肿倒床半年之久。我和谢永贵都为着各自的家庭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保全了两家人的生命。

豌豆、胡豆能吃的时候我们晚上就剥豌豆、胡豆。麦子成熟的时候我们揉麦子，包谷能吃的时候就掰包谷，红苕长大了就刨红苕。我俩基本都晚上行动。因为白天怕干部抓住。就这样我父亲腿上的浮肿已经消失，罗友春在床上躺了半年多，也爬起来了。全社会因饥饿而死人的情况逐步好转，但生产队的粮食总产却大幅度减产，有点地块基本无收，原因就是大家已经提前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