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路狂奔上了高铁

近日与朋友小聚，谈起了这几天网上接连曝出的几起旅客阻挡列车运行的事件。之后，话题就自然转到了“乘车出行，你最尴尬的是什么”的话题上了。

这个话题让我有了一些感想，要说什么最尴尬，我觉得莫过于让你在极短的时间里，从检票口奔到远离列车车厢的事了。

那次，我从Z站乘高铁去西安，买的是16车厢的票，检完票，我就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背着一大一小两个挎包，急急地奔向列车站台。糟糕的是，我脚上还穿着一双七八公分的高跟鞋。
可是欲速则不达，越快，我的高跟鞋就越捣乱，把我的双脚扭得生疼，一大一小两个挎包也在我的身上不协调地晃来荡去。
一次，在通往天桥去站台的台阶上，一位年轻的妈妈一手抱着孩子，胳膊上挎着一个旅行包，另一只手拖着一个笨重的行李箱，艰难地往下走，幼小的孩子不知为什么一直哇哇大哭，年轻的母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边不停地安慰着孩子“宝宝不哭，就要上车了”，一边蹒跚着加快脚步，多亏旁边一个小伙子帮忙，母子俩才顺利地上了车。
毫无疑问，这些人绝大部分买的都是离检票口较远的车厢的票。
从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来看，乘务员是没错的，但从以人为本的层面来说，乘务员的做法又是欠妥的，因为人的尊严在制度面前显得是如此的渺小而苍白，这其中反映的不正是制度对人性的冷漠吗？
制度并不等同于硬邦邦，冷冰冰等词所包含的意境，以人为本的制度，总是与人性的关怀和温暖连在一起的，因而每一种制度也都有其不足之处需要填补。
适当延长检票时间，是否也是一种人性的美丽呢？

Z站不算大，列车停车也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但从检票口到车站，再到我去的16车厢，却要走近30米的路程。

列车已进站，我一边拖着我的物件和高跟鞋，旁若无人地狂奔，一边在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快一点，快一点”。那一刻我完全不顾及自己平时淑女的形象，满脑子就是一个字：快。

九车厢，十车厢，12车厢……

我咬牙坚持着，忽然高跟鞋一歪，我扑到了地上。

还有四个车厢，我忍住疼，起身急急火火地再跑，到了14车厢门口，我实在跑不动了，就气喘吁吁地央求站在车厢门边的乘务小姐，让我先上车，再去16车厢，可那位小姐却仰着一张如秦始皇兵马俑似的脸冷冷地说：“十六车”。

我只好抹一把脸上的汗水，又是一阵狂奔。就在我好不容易踏上列车台阶的那一刻，车就缓缓地开动了。

坐定，我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没被两分钟击中，但同时，一种被温暖冷落的凄凉突然袭上心头。

我还不算老，如果岁数再大点的老年人遇此窘况又该当如何？

近30米的路，两分钟，你当我是刘翔啊！

乘车次数多了，眼见旅客遭遇如我尴尬的次数也多了。

为什么不能延长旅客检票进站的时间呢？

我以为Z站是个特例，就专门上网搜了一下度娘，得知列车始发站一般是在提前30分钟检票，途经站和有些小站在列车到达前5-10分钟检票。

据说这个规定是全国统一的。大家即使有点看法，也仅仅是发发怨气，只要能买到一张离检票口稍近一点的票，自己从从容容地走进车厢也就满足了，至于检票时间规定的合不合理，似乎从未多想。

于是，在候车大厅，检票口的情景永远是这样的：当显示屏还未显示下一列车检票的时候，检票口就已排起了长龙似的队伍，很多人甚至不排队，与各式各样的行李包散乱地挤在检票口，等检票口一打开，就陆陆续续插到队伍里。

进站后的情景更像是一次急行军，抱着或牵着孩子的，腿脚不便的，拖着大行李的，扛着蛇皮袋的，形形色色的人无不精神抖擞，一路跌跌撞撞地奔向目标，这景象总让我想起一个词：仓惶。

其实这种情况车站工作人员早已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了，因而表现得都比较淡定，但我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制度的执行者，我所能做的就是祈祷自己能买到离车厢稍近些的票，如果不幸买到离车厢较远的票，我就会着急得发慌。

也许你会说，现在检票都用自动检票机了，检票时间短一点也没关系。但实际上，有的旅客还不能正确使用自动检票机进站，有的或因不慎损坏了车票票面，或因插队拥挤等行为，使得闸机不能迅速识别车票，也会大大延缓通行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占用了检票时间。

铁路旅客运输的任务就是能够安全，迅速，准确，便利地运送旅客，保证他们在车站和车上的舒适愉快，如果适当的按旅客密度规划检票时间，无疑更能给旅客带来愉悦的情绪体验。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约束人的，更是为人服务的，因而制度的前提必须是以人为本。当制度与人性发生冲突，人性的服务比刻板的执行更为重要。

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列车上内急，被乘务员堵在了列车厕所门外，理由是列车快要进站，按制度不能打开厕所的门，结果老太太憋不住，弄了个满身粪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