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柿子红了

这是刻在脑海里的一幅画卷，铭记于心的记忆。这个曾经的美景已被大开发所淹没，以前的模样已不复存在，代替而来是宽阔的马路，鳞次栉比的厂房。就连我这个村里人仅一年没回家，竟然不知道路咋走，在路人的指点下才回到了家。

四叔家门前好歹还保留一棵碗口粗的老柿树，这颗饱受七十年风雨的柿树，见证着村子的变迁。树干的皮肤已没有了润泽，斑驳的伤痕见证了它的过去。树根裸露在外边，皮肤也渐渐换上了树干的样子。尽管如此，它仍有极强的生命力。在今年大旱之年依然获得了大丰收，密密麻麻的柿子，挂满了树枝，压弯了枝头。青里透黄，黄里透红的柿子，就像调皮小孩儿的脸蛋，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红黄相间的光亮，仿佛在告诉过往的人们丰收的喜悦。柿树叶似乎不配点缀他的同伴，羞涩隐居幕后，任凭柿子唱独角戏，让柿子出尽了风头。

看到到这红彤彤的柿子，我仿佛又看到了奶奶那饱经风霜的身影。想起了奶奶当年那些使我们子孙为之感动而遗憾的故事。

我们家过去有好多柿树，分散在沟头崖脑的早已记不清了。离家较近的就有两大行柿树，连起来成“L”形。这些棵柿树都是我们当地的笨柿子，皮薄、肉厚、核少，甘甜。

奶奶在这个季节最忙，一双被封建社会折磨的小脚，拖着奶奶整天奔波于家倒地，地到家。奶奶对我们家的这些柿树可谓是情有独钟，哪棵树是什么品种，哪棵树的果子什么时间採摘，是哄还是懒等等都了如指掌，掌握于胸。

那个时候，我们家乡非常穷。集体分配的粮食不够吃，且是已红薯为主，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柿子也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早上去上学喝一碗红薯汤，书包里在装几个懒柿，半晌饥了拿出来咬几下脆甜可口。这是奶奶在树上精选过的，形圆个大，是专门为我们上学准备的。奶奶为了不让我们挨饿，把盛面的瓦罐腾出来，再灶火屋里支起一个简易炉子，放上瓦罐，放进柿子加入清水，然后点火烧水懒柿子，一天一罐，天天如此。

中午放学饭还没做好，吃几个奶奶放哄的柿子，绵柔凉甜。降了温，止了渴，充了饥。每当这时奶奶会告诉我:“这东西只能充饥，不能耐饥，吃多了不好。”实在饿了，奶奶就会挖一瓢红薯面，拿几个哄透的柿子放一块和和，支上熬子烙几个柿子饼，甜丝丝的，下口耐饥。

剩下的青疙瘩懒不熟，放不哄的柿子都是奶奶的专享了。她把柿子把用刀一个一个剜掉，和不能刨薯片的小红薯一起放在石碾盘上，碾压成玉米大小的颗粒，收起摊在晒场里晾晒，直至晒干。接下来奶奶就开始深加工了。把牛套在石磨上，把“柿壳”磨成面粉。一遍一遍的筛罗，一遍又一遍碾磨。老人看着“柿壳面”筛磨出来，这个时候奶奶就高兴起来。

这个“柿壳面”是奶奶的专享，老人家一生吃了多少这样的面谁也说不清。在我的记忆中，从红薯下来一直到次年春上，一日三餐，奶奶都是熬小米大枣红薯稀饭，就咸菜丝。偶尔会有一次蒸的“柿壳面”窝窝头，奶奶是舍不得吃。她说：“没有红薯了再吃这个。”一年四季几乎都是这样，年年如此。

奶奶去世已经二十年，叔说奶奶是在安详中走的，没有痛苦。对奶奶的仙逝，我们做子孙的虽不感到突然，但还是陷入了无尽的伤和痛。年近百岁的老人，一生受尽了人间疾苦，却与幸福无缘。我们终生遗憾，深感内疚和不安。只有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和七月十五两次来到坟头献上我们无尽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