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今时

原本也没有什么契机，就是忽然想起20年前的一件旧事，约摸是2002年的夏天，周末休息时照例去朋友的文印店里玩耍，受托替朋友前往附近的社区校稿。这样的校对方式肯定是“非常”的，只因稿件的委托方是一位年迈的老人。我见到那位委托人时稍感意外，老人插着氧气仰躺在竹躺椅上，整个人瘦得皮包骨，眼见是进气多出气少，这那是什么年迈，分明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的模样。

我将原始稿件交付给老人家属，稳稳心神给老人和家属念诵打印稿，考虑到老人的健康状况，我念得缓慢而大声，但凡听得表述有误时，老人就会用手指轻触一旁的陪护家属，家属就凑近去听老人说话；为了方便校稿，我就老人旁边，但老人气息太过孱弱，别说听清他的话，我几乎连他的声音都听不见，只能由家属转述他校正的内容，我再将错漏处在稿纸上标注出来。

也是在这个过程里，我才知晓这份稿件，原是老人昔年的一段回忆自述，且与日本在中国进行那场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有关。1941年11月4日的清晨，常德城上空再次响起防空警报，只是这一次日本军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一些破烂的谷粒、高粱、麦粒、破布、烂巾。这些东西引起了百姓的警觉，被很快清除之余，还被取样送到一份前往当时常德的教会医院，也正是这份审慎留下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罪证，之后鼠疫疫情便陆续在当时城内的关庙街、鸡鹅巷一带迅速漫延。直至1942年元月，疫情才基本控制下来，前后历时2个月。

老人家当时才十来岁，家住常德城中的鸡鹅巷内，疫情发生时，他家中几代人十余口，先后在几天之内迅速度死去，甚至不及就医，他是一大家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幸存的原因是他当时离家，在师范学校寄宿就读。他的那份由家属代笔的稿件里，没有太多的情绪控拆，我想他本人是有很多的情绪的，而且沉积几十载浓得化不开，只是年迈体弱不允他做太多情绪的渲泄。稿件里，关乎他家中一人一口、姓氏、年岁他记得详详实实，疫情过后从幸存邻里的转述中，得知的家人死去时惨状，他也分毫不差的记了六十多年，般般件件、切切实实的灭门之恨。

尽管校稿方式缓慢，承载着老人亲友16条人命的稿纸，也实在不长，反复校正几次，终于确定无误后，已是一小时后。于当时的我而言，尽管要专注对错，也并非全无触动，历史课本上的几行字，与眼前老人积年的灭门之恨，那是即便再年轻，也无法无动于衷的激荡，告辞离开时，老人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家属仍忙着安抚。

那之后，我在网上查询了关于“常德细菌战”的各种资料，甚于地方志，以及一些历史旧照片，看着照片里一张张旧时面孔，有男、有女，有孩子、有老人……都是曾经鲜活的生命，累叠成敌国侵略者磬竹难书的罪愆。不禁又想起祖父祖母（常德保卫战的亲历者）在我更年少些时，讲给我听的那些战时旧事。

几年后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一则关于“常德细菌战诉讼案胜诉”的新闻，没有赔偿、道歉的相关报导，唯一的意义，大约就是日本政府对这一项指控的默认，就是这样人所共知、理所应当的“认”，也是受害者旷日持久的坚持上诉，华侨与部分义士支持下，才艰难得到。

再之后，老人家故居所在的鸡鹅巷，也正式更名为和平街。我不知道老人当初的那份稿件，以及他的经历，是否也成为了诉讼中的一部分证据，当时也未曾问询老人留存这份稿件的目的，也自觉不必问询，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命运，原本就是对历史最真实的记取。老人的身体状况，也不知有没有活到胜诉之时，但想来即便是“家祭无忘告乃翁”也必是一份迟到的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