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的冲动与无解的轮回 —-浅析《罪与罚》中的现代意识

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

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

前言

作为俄国文学三巨头之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已然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反映和宣谕的范畴，而成为一 种影响深广的“精神现象”。别尔嘉耶夫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书的前言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真正的思想盛宴。”并坦言自己“总是把人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和与之精神相异的人”。尼采在1887 年2月22日写给欧佛贝克的信中说“在几星期前，我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不读报章杂志的懒书生。不料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看到了他的法译本名著《地下室手记》。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意外的发现，就如同我21岁时发现叔本华，35岁时发现司汤达一样。”而《罪与罚》作为陀氏的巅峰之作，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驳杂的精神面向，历史化育的无数种可能，以及时代迷雾下的骚动与隐忍，其意旨历来备受争议。

一、启蒙抑或布道

一直以来，关于《罪与罚》的讨论不曾停止，每个时代的研宄者都力图断明陀氏所持的价值立场与道德信条，以此肃清社会转型历史语境中“现代性”思想的嬗变。对于《罪与罚》题旨的理解，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否定了“现代性”的伦理信念，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满怀救世热情的社会改革者均持反对态度。“陀氏扮演的不是激进时代推波助澜的时代弄潮儿，而是激进时代的某种普遍信条的质疑者和反对者”。因此，《罪与罚》的基本立场其实是反现代的。或者说，针对现代性可能带来的人的生存危机尤其是道德危机，陀氏在《罪与罚》中敲响了警钟。而得出这一结论的考察路径又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微观的传记研宄，二是宏观的宗教文化学角度。前者认为，陀氏本人在19世纪50年代由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沦为流放者和苦役犯，当时一本《圣经》陪伴他度过了痛苦孤寂的时光，也正是在服苦役的十年里，他重又虔诚地皈依东正教。而后者则考察了赫尔岑、列夫•托尔斯泰等俄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抉择，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标举的东正教思想反映出西方近现代启蒙、革命文化与俄国本土传统的宗教文化的对立。同样面对人类的、民族的苦难，与占据时代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者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苦难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恶的泛滥，而并非外在的社会制度。

第二种看法则认为《罪与罚》的题旨显然不仅仅是劝人弃恶扬善的道德宣谕，且拉斯柯尔尼科夫皈依东正教 的结局显然无法使其获得真正的“新生”。列夫•舍斯托夫在《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一关于悲剧哲学的随笔》 中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是在“武装起来反对它(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独创 思想)”，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嫉妒罪犯精神的伟大的人，而由于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就为这些想法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情境’。可见两种看法的分歧正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充当了这场判决的法官还是被告，他究竟为谁发声。

毋庸置疑，上述二说都有其合理性与深刻性，同时也反映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脱离文本的具体语境， 将情节简化为一个关于犯罪和拯救的简单故事，亦忽视了些许具有深刻意味的细节。其次，虽然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说的主角，也是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但如若将他视作作者创作意图的外化物，或是某种观念的“传声筒”，或是作家个人经历的投射与翻版，显然与巴赫金所言之“众声喧哗”有所抵牾。

二、    有别于常理的“荒诞”与“悖谬”

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的动因和缘由，主要还应归结于他所怀有的“超人哲学”思想。预审官波尔费利所发现的《论犯罪》一文中即明确阐释了这种“魔鬼的诱惑拿破仑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真正的统治者，他突袭土伦，在巴黎进行屠杀……在远征莫斯科时消耗了五 十万人……这种人显然不是血肉之躯。”拉斯科尔尼 科夫的这种思想虽然充斥着个人主义色彩，但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一“里库尔果斯、索伦、穆罕默德和拿破仑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但他们都制定了新的法律，废除了旧的制度，他们是立法者和人类社会的建设者。”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为了达成美好未来就必须破坏现在，为了实现某一思想也往往需要付出无数生命的代价。如此一来‘善”与“恶”的边界就变得朦胧和暧昧。直至最后，拉斯科尔尼科夫做好自首的准备，他在妹妹面前仍有一段自白：大家都杀人，现在世界上正在流血，从前也常常血流成河，他们杀人如麻，鲜血像香槟酒一样流淌，这些人因杀人如麻 竟然在庇托林举行加冕，以后又被成作人类的恩人。”可见，拉斯科尔尼科夫并非完全皈依东正教，他心中依然有“破”与“立”的矛盾冲突和何去何从的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看似出于某种“理念”，实际上却包含重重的悖论与巧合。他本是一个乐善好施、心地纯良的大学生，却因为杀了两个和自己并无太多瓜葛的老太婆而自毁前途。纵观整个犯罪过程，拉斯科尔尼科夫虽然做足了准备，试图用抵押物吸引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注意力，甚至连从房间走到箱柜前有几步都数清楚了，但是他犯罪的“技术”仍然是十分拙劣的。当上楼的佩斯特里雅科夫和柯赫发现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家中的异样时，拉斯科尔尼科夫恰好发现楼下有一间空屋子，门还是敞开的，于是适时地躲过了和两个人的直接照面。偏偏之后油漆匠又承认了并不属于自己的罪行，使案件的调查偏离了真相，这一系列巧合的情节都极具戏剧性。在这些非实在的因素的左右下，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行为显示出一种有别于常理的荒诞与悖谬，其中也寄寓着作者调侃与戏讽的一丝“灰色幽默”。拉斯科尔尼科夫向往拿破仑式的征服者气概，反映出他在生活长期的重压下产生了越轨的冲动，一方面，他以极端的、扭曲的方式反叛了既定的社会秩序，但另一方面，他又无能于理想新生活的建构。因为社会生活无法听命于机械的法则，而且他所谓的“信条”，终究是不完善的观念，其自限性使他沦为这一主张的牺牲品。

三、    “疯癫”与“文明”的纠葛

《罪与罚》中另一有趣的处理在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心中的道德戒律(他长久以来惶惶不安的根源)恰恰以梦呓、痴语等非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拉斯柯尔尼科

夫多少出于情感冲动所犯下的过错却得到了符合理性的解释。再者，拉祖米欣提出合伙译书的计划完全是可实现的，如若出于理性的考量并延续自己一贯的思路，拉斯科尔尼科夫就应该隐瞒犯罪的事实。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杂糅、博弈，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分裂和双重人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因此，巴赫金曾说:“在他的思维中，找不到渊源因果方面的范畴。”作者似乎有意切断了因果之间的连贯性，一方面，作者运用大量对白和内心独白，将人物外显的行为和压抑的潜意识置于共时层面，展现出分裂、多变、复杂的意味。另一方面，作者多用虚拟层面的事实，如信函、证词、传闻等， 使人物在口口相传的“复杂信息空间”中呈现多维的向度和朦胧的面影，散发出迷人光焰。比如，马尔美拉多夫希望为家庭做出贡献，但他又常常不可抑制地花光所有积蓄去买酒；地主绥德里盖洛夫曾奸污一个又聋又哑的少女，逼她吊死在顶楼上，还将仆人费利普折磨致死，但他又流露出安置孤儿的善心。

《罪与罚》中的人物大都带有偏执、神经质的特点，正如青年医生佐西莫夫所说：“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大家的确常常与疯子很相似，不过稍有不同，就是‘病 人’比我们疯得稍许厉害些，所以这里必须把界限划清 楚。不错，和谐一致的人几乎是没有的。”地主绥德里盖洛夫对杜尼雅威逼利诱，一味纠缠，不愿死心，最后竟以自杀这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他没有价值的生命。而 马尔美拉多夫的妻子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在丈夫死后拉着孩子们在大街上歇斯底里地狂舞，都显示出某种病态的特征。但这种病态亦不是全然的死寂，疯狂之人亦有脆弱和不幸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疯癫”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创造性的想法，突破既定秩序的冲动和突围的维度，傅斯年就曾经说过:“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一走向光明去。”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 虽然只是“片面的深刻”，但这种看法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亦可以被理解，小说开头就写了两个大学生的讨论，表露出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相似的看法。

四、反抗绝望的无效性

《罪与罚》的结尾，拉斯柯尔尼科夫踏上了七年的服役征程，他甚至不知道，新生活并不是轻易能够取得的，他还必须为它付出高昂的代价，将来他也得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换取新的生活……”可见，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然受到索尼娅宗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润，但他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而拉斯柯尔尼科夫所代表的正是转型时期的俄国。它的未来何在？作者的态度无疑是迷惘、悲观和怀疑的。这同样体现在其他人的命运上，地主绥德里盖洛夫求而不得的自杀表明，并没有一 种方式能达成与世界的和解，正如舍斯托夫所言：“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陀螺的链条连接起来，那么也就不可能重新把时代纳入它脱离的轨道。大家不断做出新的努力，试图恢复旧的平安幸福的幻影。人们不倦地对我们喊叫，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毁坏了一切，需要重新‘相信’会‘回到过去'成为‘天真的人’等。人们坚定地把旧的‘理念’作为联系一切的胶合剂提出来，顽固地拒绝理解，在理念之中也包含着我们的不幸”。虽然这种意绪在逻辑上无疑是悲观论者的一曲哀歌， 但作品的魅力恰恰在于通过这样一个虚构的、两难的生存困境，深刻地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叩问。

总的说来，《罪与罚》的题旨正是全书中最经典的 一句话一“我们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对得起今天所承受的苦难”使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崩溃的并非对惩罚的恐惧，也并非对苦难的逃避，而是自我认同的崩塌与断裂，如其自白所言：我没有杀人，我杀死的是原则！原则倒是被我杀死了，但是我并没有跨过去，我仍旧停留在这一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杀人”行为己然成为一种象征和隐喻。那些带有前瞻性和敏感性的幻想家、浪漫主义者、未来的美好而幸福的社会制度蓝图的制定者，往往率先体悟到这种“梦 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他们既反抗着不公正的社会， 也与自身的绝望相斗争，但这种个人的反抗往往被宣布无效，他们的悲剧在于无法超前地开始一种崭新的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