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归因谬误
前些年你看到有人房子比你的大、车子比你的好，你心理嘀咕着他完全凭借运气，或钻营才富起来的。而这两年你赚了点钱，就觉得他家收入低或是因为他懒惰、或是不求上进，而你这两年完全是凭借自身本事、勤劳节俭一步步起家的。
这种“凡是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性格，凡是把别人的成功都归因于运气”的观点，在认知心理学中称之为“基本归因谬误”。
在历史和社会研究中，这样的“基本归因谬误”也频繁出现，长久不衰。
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新世界、旧世界中所向披靡，就让西方人自满自大起来。西方学者，尤其是19-20世纪研究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学者们，容易把西方近代的成功和其他地方的失败归因于各自不同“性格”使然。如：
西方人是开拓型的、东方人是保守型的；西方是面向海洋的，东方是面向内陆的；新教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而儒教和其他宗教阻碍经济发展；西方哲学传统注重理性思辨，东方思想注重沉思无为……
我们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之后，让我们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来了一次全面的革新与洗礼，联同西方学者的这种观念，也被一同带了进来。以至于至今仍有不少人以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国民性、传统观念、制度文化，乃至于宗教……
打破这种归因谬误的方法，就在于对比研究。不是以某方所长较他方所短，也不是以对自己的详细了解去比较对别人道听途说来的刻板印象，这些都是之前社会、历史学家经常犯错的地方。
只有把相同的东西，差不多的历史材料拿出来一起比较才有意义。近些年来的一些汉学研究，尤其以“加州学派”为首的历史研究，就撕去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神话。强调在双方史料充足、可对比的方面进行研究。
之前在《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一文中，我就介绍过“加州学派”的彭慕兰和王国斌。例如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指出，要不是因为英格兰的煤炭挖掘需要用到抽水，而中国的煤矿多数于地表型的，英格兰恐怕也发明不了蒸汽机，推动不了工业革命。
“加州学派”的另一位人物，《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认为，我们不能只是把眼光放在西方的长处和东方的短处上来比较。例如，比较欧洲和中国是毫无意义的，欧洲各地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差异很大，中国也是如此。当我们比较工业革命的发生的时候，不妨用其发源地英格兰，来对比中国的江南。
近日阅读了该学派另一位重要人物杰克·戈德斯通的著作：《为什么是欧洲？》，该书更是对东西方从1500年到1850年之间的各个方面，轮番进行了比较。
《为什么是欧洲？》中文版封面
作者指出，在19世纪之前的世界中，无论从人口规模、财富水平还是商业贸易，欧洲都是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哥伦布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只是让欧洲人刚刚从边缘地带，加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中来。即便是大航海之后的300年里，欧洲仍然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商品可以和亚洲交换。那时候他们有的，不过是用从美洲的土地上，所开采的黄金白银，交换亚洲的丝绸、瓷器、棉布和香料。
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远比现在大的多。而在当时中国人眼中的“欧洲制造”，比起当今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制造”，还要差劲。普通中国人都能穿得起的棉布，在欧洲是奢侈品，因为他们当时还穿着粗糙的亚麻和羊毛衣物。
还有农业革新中的三田轮作制，才从佛兰德斯地区慢慢推广到了英格兰，而中国早已有了复杂多样的轮作制。宗教革命也并没有让欧洲更为宽容，反而是随后而来的宗教战争让各地混战。欧洲各地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直到1850年前后，仍然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差不了多少。说到预期寿命，东西方差异更是不明显。
至于制度经济学家所强调的制度因素，作者认为也没起到什么帮助作用。例如工业革命的发生地，英格兰的税负水平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高的国家。当时欧洲人所倡导的革命理念，也并非是惠及普通人的平权。
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如戴蒙德在《枪炮》中所指出的，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军事、思想等蓬勃发展。然而戈德斯通认为并非如此，说到亚洲各国之间，也并非是与世隔绝，奥斯曼与波斯、波斯与莫卧儿，中国与周边各个国家，都存在者军事冲突与竞争关系。
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带来自有和多元文化，事实上，这种竞争反而使得大部分君主在境内加强了对宗教信仰的控制，压制了思想上的创新和自由。（p121）
在科学技术上，更是不用说西方得益于亚洲各国所贡献的学术和思想了。而地理大发现虽然给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法国、荷兰和英国带来了不少财富，但这些国家在工业革命中，也是有好有坏。
这么比较下来一看，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在近代也没差欧洲多少。那么，为何最终英格兰，以及欧洲最终成功了呢？
虽然作者还是如“加州学派”的其他人一样，强调偶然因素的作用，但工业革命何以发生，是历史学家必须要解释的内容。
作者认为，英国在19世纪后半部分开始独领风骚，正是得益于弗朗西斯·培根所提倡的经验主义。不同于欧陆笛卡尔主义注重理性思辨，培根的经验和实用精神，促使英国社会中出现了大批能够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又能将革新转换为财富的人，从牛顿到瓦特，再到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一同推进了英国注重创新的风气，但前提也是英国具有自由包容的多元文化氛围。
读到作者着重论述英国汇集了各种工业革命发生的偶然因素于一身的时候，不由得想到了中国当前的情况：下一次技术革命，近在眼前，但还缺乏些什么呢？
只是，当我们再次崛起的时候，不要犯相同的基本归因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