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福著瘟疫年纪事 一

差不多是在 1664九月初的时候，我和我的邻居们从日常闲谈里听说了瘟疫再次在荷兰爆发的消息。因为疫情在那儿已经非常严重了，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这两座城市。听说，瘟疫是在1663年传过去的，有人说是从意大利，也有人说是从荷兰的土尔其商船从黎凡特运回来的货物中传过去的，也有说是从坎迪亚传去的，也有人说是从塞普路斯，但其实，人们并不在乎这瘟疫是从哪里传来的，大家都一致同意的是瘟疫又再次在荷兰爆发了。

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有像如今那种，传播各种可靠或不可靠消息的新闻报纸，更缺乏现在这种为信息传播服务的技术手段。 那时候关于瘟疫的各种消息的来源，要么是商人们的信件，要么则是从海外口口相传而来，因此消息并不像我们如今这样，能立刻传遍全国。但是政府似乎是知道实情的，它成立了几个委会员来防止疫情传播，但是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因此，关于瘟疫的传言很快就沉寂了，人们开始忘了有瘟疫这码事，正如生命中其它那些我们很少关心，并且不希望真的会发生的事那样。直到1664年10月底或11月初，有两个男人，据说是法国人，因瘟疫死在了朗埃克区，或更准确地说，是在杜雷巷的北端。

他们寄住的那户人家想方设法地试图隐瞒真相，但周围邻居们的闲话里还是走漏了一些风声，大臣们也得到消息，为确认此事是否属实，他们派了两位外科和一位内科医生前往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两位死者的尸体上都有典型的瘟疫症状，医生们公开地给出了这些人死于瘟疫的意见，并将这个意见反馈给了教区教士，教士又将尸体还回了教堂。然后这个结果在每周死亡统计表上平平无奇地显示为：

因瘟疫死亡2人，被感染教区1个。

人们对这个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全城都开始紧张起来，而在1664年12月的最后一周，又有人死在了同一所房子里，死于同样的症状，更多的地方都开始紧张了。然后当带有瘟疫症状的死者不再出现，大约六周左右的人们的心又放了下来，据说瘟情已经结束了。但之后，大概是在2月12号，另一所房子里又有人死了，是在同一个教区，同样的死状。

这种情况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起了城市的那一头的情况；周报上显示圣吉尔教区有比往常更高的葬礼记录，这让人怀疑瘟疫正在城市那一头的人们之间传播，尽管他们尽量不让公众知道真相，但许多人正是因瘟疫而死。人们满脑子尽是类似的猜想，除非有极其紧要，不得不做的事，几乎没有人敢去杜雷巷或其它那些有感染嫌疑的街道。

葬礼数字增长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菲尔兹地区的圣吉尔斯的那些教区以及圣安德鲁的霍尔本教区，通常每周举行的葬礼数是从12起到17起至19起之间，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自从瘟疫出现在圣吉尔的教区以来，人们发现，普通葬礼的数目大大增长了。举例来说

12月27日到1月3日
圣吉尔斯 16人
圣安德鲁 17人
1月3日到1月10日
圣吉尔斯 12人
圣安德鲁 25人
1月10日至1月17日
圣吉尔斯 18人
圣安德鲁 18人
1月17日至1月24日
圣吉尔斯 23人
圣安德鲁 16人
1月24日至1月31日
圣吉尔斯 24人
圣安德鲁 15人
1月30日至2月7日
圣吉尔斯 21人
圣安德鲁 23人
2月7日至2月14日
圣吉尔斯 24人
其中一人死于瘟疫

圣伯莱兹地区毗邻霍尔本教区一侧的那些教区里，人们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死亡人数的增长，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与霍尔本教区的另外一侧相邻的圣詹姆斯克拉肯威尔教区，这些教区通常每周死亡人数大致是4人到6人，有时是8人，而在那段时间里，这些数字都有所增长，详情如下：

12月20日至12月27日
圣伯莱兹 0人
圣詹姆斯 8人
12月27日至1月3日
圣伯莱兹 6人
圣詹姆斯 9人
1月3日至1月10日
圣伯莱兹 11人
圣詹姆斯 7人
1月10日至1月17日
圣伯莱兹 12人
圣詹姆斯 9人
1月17日至1月24日
圣伯莱兹 9人
圣詹姆斯 15人
1月24日至1月31日
圣伯莱兹 8人
圣詹姆斯 12人
1月31日至2月7日
圣伯莱兹 13人
圣詹姆斯 5人
2月7日至2月14日
圣伯莱兹 12人
圣詹姆斯 6人

除此之外，人们也极为不安地注意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的这几周，在过去，通常是一年内死亡人数较少的那段时间。

死亡人数统计表中的通常每周葬礼举行数，过去大约是240例至300例左右。300例这个数字在过去看来已经是个极高值了。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数字不断地在上涨，示例如下。

12月20日到27日 埋葬291人
12月27日至1月3日 埋葬349人，增58人
1月3日至10日 埋葬394人，增45人
1月10日至17日 埋葬415人，增21人
1月17日至24日埋葬474人，增59人

最近的数值之高实在令人触目惊心，这数字已经比1656年，瘟疫上一次在城里爆发时，人们所知的一周埋葬人数还要高了。

然而，瘟疫又一次销声匿迹了，这或许和寒冷的天气有关，从12月就开始的霜冻，甚至直到2月底还依然非常严重，伴着虽不强劲，却寒冷刺骨的风，死亡数据开始回降，城市又重回健康的状态，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

但实际上在圣吉尔斯教区葬礼举行的次数依然很高: 特别是从4月初开始，每周葬礼数都保持在25例左右，截止4月18至4月25日那一周，该教区埋葬人数达到了30人，其中2人死于瘟疫，8人死于“斑疹”，人们基本认为这所谓的斑疹其实就是瘟疫；同此同时，因所谓“斑疹”而死的人数整体上也上升了，如上所说，18号之前的上一周是8人，在18-25号那一周，人数增加到12人。

这样的变化让我们再次警觉起来，人人心头都笼罩着恐惧的疑云，特别是当气候已经开始变化，越来越暖，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当时人们认为夏天是疫症的高发期）。然而接下来的一周，似乎又出现了新的希望，死亡人数降了下来，整体的死亡人数不过388人而已，只有4人死于斑疹，没有一例是死于瘟疫的。

但是按下来的一周，瘟疫又回来了，并且还蔓延到了其它的两三个教区，即圣安德鲁的霍尔本，圣克莱门特的丹恩斯，更让伦敦的城里人惊恐的是，有一个人死在了伦敦内城的圣玛丽乌尔教堂教区，准确地说，是在股票市场附近的粘熊巷。

那一周共有9人死于瘟疫，6人死于斑疹，经过调查，人们发现，死在内城粘熊巷的那个法国人，曾经生活在朗埃克区，就住在靠近第一例感染者住所的地方，他是因为害怕瘟疫感染而从那里搬到了内城，却不知道自己早已经被感染了。

那是五月初，但天气还是很温和，天气多变而且足够凉爽，人们还是觉得有希望不爆发瘟疫的，让他们那么想的是理由是城市整体上还是健康的，全部97个教区只埋葬了54人。我们开始期望，所谓的瘟疫主要是发生在城市的那一头，不会进一步发展了。

接下来的那一周，也就是从5月9日到16日，死亡人数只有3人，这3人都不是死在内城或城乡结合部之内的。圣安德鲁只埋葬了15人，这个数值已经很低了。虽然圣吉尔斯埋葬了32人，但这些中里只有1人死于瘟疫，人们开始放下心来，整体死亡数据也很低，上一周的数据是347人，而5月9日到16日这一周只有343人。

我们继续保持了几天这样的期冀，但这日子很短，因为人们不再被这些假相迷惑，他们搜查了房屋，发现瘟疫已经开始到处蔓延了，每天都有人因染上瘟疫而死: 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借口可以推辞，也没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了，很快瘟疫蔓延的态势已经让任何疫情减轻的希望落了空,；

在圣吉尔斯教区，瘟疫感染了好几条街，好多人家都集体病倒了。根据之后一周的数据显示，瘟疫已经显露无遗。被确认为死于瘟疫的只有14例，但这显然是官员们串通一气做的假数据，因为在这个教区他们埋葬了40人,他们中大多数肯定是死于瘟疫的，但是却被定性为死于其它疾病。尽管举行的葬礼数并没有超过32起，统计的全体死亡人数也不过只有385人，但这里面有14人是死于“斑疹”，14人死于瘟疫，将这些数据统合考量，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出那一周起码有50人死于瘟疫的结论。

另一组数据是从5月23日统计到5月30日，上报死于瘟疫的人数为17人，但圣吉尔那周统计举行的葬礼数为53起，这数目高得可怕！这里头被教区官方认定为死于瘟疫者只有9人。
但根据市长大人的命令，由太平绅士进行更严格的核查之后发现，那个教区还有20人是因瘟疫而死，但是却被认定为死于斑疹或其它的病症，此外还有另外一些瞒报的情况。

但这和接下来立生的事相比只是小事而已，因为天气已经开始热了。从六月的第一周开始，瘟疫开始疯传，死亡数字升得很高，而关于伤风，斑疹，出牙热等等，各种名色的花样文章也越来越多，人们用这些名头来掩饰疫症，以免他们的邻舍们回避自己，不肯和他们打交道；也是为了避免官方封闭他们的房屋，虽然说封闭房屋的措施还并没有实施，但是却有这样可能，人们只要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就吓得不轻。

六月的第二周，圣吉尔斯教区依然是传染的重灾区，那周那里的埋葬数据是120人，尽管死亡人数报表上说只有68人死于瘟疫，但人们都说，依据该教区通常的葬礼情况来推算，死于瘟疫的人少说也该有100人。

截止这周，伦敦内城里仍是安全的。除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死掉的法国人之外，内城的97个教区里，还没有其他人死于瘟疫。然而接下来，城里就开始死人了，共4人，1人住伍德街，1人住芬彻奇街，2人住克鲁德巷；南沃克依然安然无恙，泰晤士河那一侧还未曾发生死亡案例。

我住在奥德门（Aldgate伦敦城最东门）外，在奥德门教堂和白教堂大栅栏之间，在这条街的北侧或左手边；因为城市的这一头还没有发生疫情，我们的这一带的居民仍是很放心的。

但是在城市的另一头，人们就很不安了；有钱人，特别是贵族和士绅，非同寻常地开始带着全家和仆人从西区蜂拥而出，在白教堂这一带，也就是我所住的百老街 ，这种情形尤其常见，

在大街上你只能看到货车和二轮轻便马车，满载着各种货物还有女人们，仆人们，孩子们都坐在上面；而四轮大马车里面，挤着的是那些更体面些的人物；马车夫料理好车和人，便匆匆赶路。随后，空的货车，空的轻便马车，还有赶着备用马的仆人们也出现了，他们显然是回城来，接剩下的人到乡下去的。除此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骑马的人，有些是单身一人，有些则是带着仆人们一起，总的来说，都是一副大包小包，任谁看都是要出门旅行的样子。

这样可怕而令人忧郁的场景，我却不得不从早看到晚，因为那时候除了这样的景像也没什么别的东西可看，这让我满脑子都在想，疫情一旦进入城内，那些不得不留在城里的人将会面临怎样的悲惨境地。

匆匆出城的人潮执续了好几周，那段时间这些要出城的人想要挤进市长大人的门可不容易，想在那里拿到健康证明和出城许可的人都挤得拥塞不动，要是没有这些文件，人们就没法在各市镇通行，也无法在任何旅馆投宿。

因为那时，城内还没有任何死亡案例，对住在城内97个教区的人，市长大人轻易地就给了健康证明，有一段时间里，那些住在城乡接合部的人也能享受同等优待。

这些匆忙的逃离持续了好几周，事实上整个五月和六月还有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有谣言说政府即将下令在路上设置刺桩和路障来制止人们出行。

还说，因为害怕被传染，沿路的各市镇都将禁止伦敦城里出来的人通行。尽管这些谣言并没有实据，只是想像罢了，起码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就是这样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