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班：县城里沉重的教育账单

超大班：县城里沉重的教育账单

2014年初，教育部提出要经过3-5年的努力，基本消除县镇超大班额现象，逐步做到小学班额不超过45人、初中班额不超过50人。我当时真不咋地对此是该欣慰呢，还是该心酸。早在20多年前，几乎就在中央政府1993年第一次公开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要达到4%的同时，县镇“超大班”问题就开始出现，不过那时我所见到的小学最大班额是60多人，但是高中有100多人的。进入新世纪之初，鄙县曾有一个初中毕业班教室挤着168个学生——估计可以申报吉尼斯记录了，县长亲自到现场视察，得出个“农村孩子不考学没有出路”的结论。真是不知羞耻，一个县长对教育的认识竟是如此肤浅，莫非有意误导舆论转移公众视线？眼看着一个又一个“超大班”乃至“特大班”，教室里空气都不够用了，我怎能不焦虑呢？从1997年到今年初，我多次投书媒体呼吁解决“超大班”问题，先后在五六家媒体公开发表，不知道教育部官员是否看到过。

还得3-5年的努力才能“基本”消除“超大班”现象，这话听起来叫人觉得教育部跟我一样信心不足。问题出现20多年才想起来要解决，3-5年也不能保证根本解决，以我对教育部办事效率的印象，八九十来年后，“超大班”很可能还留有尾巴。（教育部关于中小学生减轻课业负担的文件据说下发50个以上了，效果如何，不说也罢。）想想吧，直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这个刚开始就落后于世界平均数目标才终于实现，教育部的努力难道不值得怀疑？达到这么个并不高的目标需要20年，也就意味着20年教育投入一直欠账，我也就不敢再空发“随着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翻番，那个‘4%’早该提高”之类的牢骚了，对小学班额不超过45人是否仍然太多，我暂时也不得不接受。当然，教育部也很委屈，虽然有数亿老百姓的支持，教育部看上去仍然势单力薄孤掌难鸣，恐怕还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时候大概还有点鞭长莫及，谁还敢指望教育部讨回20年的欠账？专业人士也未必算得清这笔欠账有多少。

我这里且以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中原县城“超大班”现状来谈谈教育欠账问题。

这是一个既不发达也不贫困的“发展中”人口大县，县城的行政辖区经过几次扩展，2014年，公办小学有16所，但有8所都属于原城郊辖区的乡村小学，跟城区都有一定的距离，现在仍然只有附近村里的孩子在这些学校上学。也就是说，城区近20多万常住人口仅有8所公办小学。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有学生5000多名，正式教师156个。教学班50个，最大一个班有130个学生，大多数班都超过100人，由于近两年政府迫于民意压力而限制班额，一二年级各班人数少多了，但每个班仍然超过70个。虽然每个教师的课节工作量没有超过标准，但作业批改、纪律维持、班务活动各方面的工作量都是翻倍的，除了班主任津贴是按班级学生数有不同标准之外，工资并不多拿一分，包括所谓的绩效工资，也跟其他学校教师一样。按照我国现行的不平等也不公正的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县镇小学师生比为1：21，这所学校应该有240多名教师才是，要是跟城市一个标准师生比为1：19，就得有260多个教师，即使按农村标准师生比1：23，也需要210多个教师。如果班额都不超过45个学生，这个学校至少还得增加60个班，就等于还得办一个同样规模的学校，或者说，这一所学校挤了两个学校的学生。每天上课间操的时候，整个学校几乎每个角落都站满了学生。学生就算减少一半，这所学校的各项硬件设施恐怕也难以达到国家制订的标准，单说操场面积就不够，就这还是全县最大的小学操场。在城区另一所小学，做课间操的学生挤满了整个操场，一个班又一个班卷心菜似的一层围着一层，人头攒动，比乡镇腊月的集市还“蔚为壮观”，就这样竟然在2017年被评为所谓的“教育名片”——教育的形象工程的标准如此不堪。据《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比例47.29%，体育器械配备达标学校比例48.17%，音乐器械配备达标学校比例44.78%，美术器械配备达标学校比例46.28%，数学自然实验仪器达标学校比例50.75%，全国半数以上的小学都不达标——尽管每所学校很早就挂上了“达标”的牌子。

城区规模最小的一所小学2014年有670多个学生，12个班，包括请假的、吃空饷的在内，总共33个教师，另外学校还自费聘请了3个代课教师（城区各小学都有代课教师）。该校中高年级班额接近45人，但低年级都是70人以上的“超大班”。以当时的趋势，我认为3-5年内，各年级都可能变成70人以上的“超大班”，师资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果不其然，2018年该校多个班级突破90人。而教育局近些年名义上只为农村学校招聘教师，同时明里暗里抽调农村教师进城，结果是农村学校教师不断流动，总是也不够用，城里学校一样为师资发愁。

由于没有详实的公开数据可供查询，2014年我通过不同途径粗略调查了城区8所公办小学的一些情况。这8所学校现在总共有近18000个学生，680多名教师，198个教学班。以45人一个班计算，那就应该有400个左右的教学班，这就意味着整个城区每所小学都应该再扩建一倍的教室，或者另建4-5所2000人规模的小学。同时，教师也得再招聘180个左右。就算把那些在学校挂名但基本不上班“吃空饷”的和被“抽调”的全都拉回学校，师资仍然存在缺口。当然，也可以考虑把部分学生分流到那几所郊区乡村小学，但这些小学规模都相当小，接收能力有限。如果可能的话，8所郊区小学大概可以从城区分流1500个学生，但谁会把孩子大老远送到那些学校？何况这些乡村学校既不提供住宿，又没校车接送，再说师资也不宽裕。

也许年年都高喊“重视教育”的县政府为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很快就会拿出3-5年内消除“超大班”的计划，而且一点都不含糊地把政策落到实处。但我怎么都放不下心来，要知道，这个县城30年来直到2013年才增加了一所公办小学，还是利用一所职业高中搬迁后留下的教学设施改建的。你叫县政府像打造新行政区建造一座又一座办公楼一样，大手笔地3-5年内呼啦啦建4-5所小学，纯属故意出难题有意看笑话，单说从寸土寸金的县城挤几块地皮办学校，也够领导们心疼的。至于后续投入在一些领导看来简直就是无底洞，是巨大的财政包袱。优先办教育还没有成为基层政府的共识，把教育看作长远投资对某些领导而言是远水不解近渴，对希望升迁的领导来说，软实力不如硬实力对上级更有说服力。

我其实不必替政府发愁，但我不能不为学生担忧。2013年，县政府就以“就近入学”的名义，在新生入学时，把一些没有城镇户籍又找不到后门关系的“农民工”子女堵在了城区公办学校的大门外。表面上看这样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但是，既然有学生要求进城上学，政府的压力就仍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个方式。如果那些被堵在城门外的孩子被迫回到乡村老家上学，政府就必须加大对乡村小学的财政投入，可政府欠农村教育的恐怕更多，即使要求进城的孩子们不回乡村小学，政府也有责任补上在农村教育方面的欠账。

不幸的是，我这里说的只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如何，县政府自有转嫁责任摆脱压力的“妙计”。十几年来，县城里民办教育如火如荼，民办中小学办了十几所，其中好几所都是政府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办起来的。而且，为了扶持民办教育，教育局甚至不惜牺牲乡村教育，大量从农村学校抽调公办教师到民办学校任教。显然，大量乡村学生进城现象，也是政府自己造成的。可政府的笔杆子们却歌功颂德，说民办教育的兴起既满足了群众对特色教育的需要，又让农村孩子也有机会进城享受优质教育了。他们当然不会公开说各家民办学校根本就是做教育生意，教育局自己下属的几个二级单位全都是做生意的呢。事实上把孩子送进民办学校的农民或者“农民工”，大多都很无奈，他们哪里有更好的选择？大城市排斥，小城镇不要，乡村又没法呆，被公办学校逼走的孩子们还能去哪里？不说政府把他们抛弃就很客气了。民办学校生意愈发红火，大有前途啊。不是政府故意这么把很多学生逼进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又该缺多少教室多少教师？

县城初中的情况同样难以叫人乐观。5所公办初中大约9000个学生，660名教师，114个教学班。按县镇初中师生比1：16标准编制，教师反而多了100个。我算过，按城市标准也绰绰有余，难怪教育局认为城区师资充足。教育局为什么宁可任那么多教师闲着，也不把初中多余的教师分到小学？不过，其中有两所学校主要招收城郊乡的学生，这样一来，城区可能有近千名小学毕业生没有就地升入公办初中，他们去了哪里？也许不得不把父母的辛苦钱贡献给民办学校，要么回老家。根据当前几所初中的在校生情况，按教育部的说法，城区初中应该有180个教学班才合适，政府还得再建60多个教室。看到教育部的文件，县政府领导也许该修改城建规划了，看看是否还能给这些教室找块地皮找个着落。据说政府已经推出未来5-6年容纳50万人的城建规划，其中规划了几所新的公办学校，是否符合未来的实际需求，目前似乎还是“机密”。但愿主持城建规划的没有把学校忘掉，但愿政府不会一味指望民办学校代办基础教育。

除了成绩分数之外，看着拥挤的教室，各个公办中小学的校长们似乎一点都不发愁，对学生是否享受到良好的教育服务并不上心，反而还心花怒发，学生越多，财政拨款越多，多多益善。“超大班”不仅为政府节约了资金，学校投入的成本相对也低了，校长们手头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相对也更宽绰——往往不是用来改善办学条件。教育，在很多人眼里，除了成绩就是钱的问题。一提教育，政府就叫穷，教育只能凑合了。一个人口从几万飞跃发展到30万的县城，30年里竟然没有办一所公办小学。这让我愈加忍不住愤愤不平，公园一般的新行政办公区里，哪一个大院子都比城区最小的那所小学大，鳞次栉比的大楼任意一座都超过一所学校全部教学楼的造价。政府不肯给挤出一片地皮，甚至没想到把前几年政府各个机关大规模搬迁后闲置的房舍留下几处改造成学校！政府真是“缺钱”啊，得转卖了旧楼盖新楼呢。

现在还很难预料县城人口发展到50万的时候会有多少学生，需要多少老师多少教室，就说当前缺少的260多间教室大概就需要2600多万元，再建几所学校的地皮1000多万元也不知道够不够，各种配套设施所需资金恐怕也得千万级的数字，再招聘大约100名教师，人均年工资2.5万元上下，一年250万元，3-5年又是一个1000万元，等等。随着人口增多，这一切都在加码，要是县政府能实现教育部的目标，今后3-5年内，包括学校办公经费等各项教育支出，这个县城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每年可能都得超过1亿，如果农村教育经费也能足额到位的话，又得多少？早已债台高筑的县政府不在乎这笔“小钱”吗？城建规划中诸多大手笔还都等着花钱呢，不说补上以往数十年的教育欠账，3-5年内把眼前需要的完全拨付到位，我也不太有信心。事实也印证了我的担忧，2018年，县城的超大班问题依然顽强地存在，即使为迎接上级的教育均衡化督查，也不过限制一下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班额而已。

越想越郁闷，体育活动场地不足，体育器材音乐器材都缺乏，图书室里乏善可陈，电教室电脑够几个人一台？县城仅仅是缺了几个教师差了几间教室少了几所学校吗？“超大班”里有几个学生享受到了合格的优质的教育？小学六年级学生不会拼音和初中毕业写不出完整文章的大有人在，很多学生上了几年学，课堂上也从来没有被提问过，中学毕业表达能力仍停留在幼儿园阶段也不少，甚至有老师半个学期都没把自己班里的学生跟花名册对上号。在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中，教育改革创新只能沦为口号，学生想象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还提得起来吗？无须饶舌，几十年的教育欠账导致的后果难以估量，劣质的教育对多少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甩给社会多少问题，等等，算得清楚吗？

类似的教育欠账也并非我所熟悉的这一座县城，这是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在中心市区人口达到120万的河南省南阳市，“超大班”也比比皆是，连挂牌省重点小学的当地名校都未能幸免。单就经济账粗略估计一下恐怕也够吓人了。如果各地政府迟迟不肯把教育欠账尽快补上的话，令人失望的就不止中国的教育了。我想这并非杞人忧天。

本来最近一年多，教育均衡化喊得天响，我以为超大班终于要终结了，可仍然沦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基层造假迎接督导，检查还是走过场，媒体上报道花团锦簇，那些在拥挤的教室里渴求知识的孩子们配合玩把戏的时候，可曾问过一个为什么？当他们长大回忆的时候，会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