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贤（4）
（四）卢校长
星期一的上午，也就是离惠贤被打过去大概十五六个小时以后，惠贤的姑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姑妈打来的，一个是雍老师打来的。前者紧张地说了惠贤被老师打的事情，“妈说很严重……太气人了……！”而后者说道：“……立刻回来，处理李长奎。”
姑父问雍老师，“明天可不可以？”
当时，姑父有一个重要业务要在当日敲定；其次，姑父也没觉得有多大的事情，不就是老师教育学生嘛，谁还没有挨过老师揍呢？姑父当然不知道行情。姑父觉得去事发学校也有三百多公里，懒得跑，拖一拖，息事宁人算了。别跑去又是一乌龙，大题小做。他了解丈母娘的做派。曾经因为房前二十米距离，一堆根本不挡视线也不挡路的砖头跟邻居吵闹。大年三十的，要求人家搬走，人家老太婆已经八十多奔九十了。“老是占便宜，古怪的很！”丈母娘说，“我才不惯这种人。”过个年也过不顺气儿。
“明天就不用来了。”电话那头，雍老师又补充了一句，“你回来看了就知道了，”也不说明具体情况。
蘑菇一刻钟，姑父决定去。他与对方推迟了签约时间。毕竟姑妈在单位有事走不开，公司也有重要任务。
“我去就行，”姑父对姑妈说，这个孩子基本上是他看着长大的，多多少少也付出过一点点心意，或多或少有点感情。不算好也不算坏。
当日姑父车限号，就向朋友借了一台车，随后出发。
孩子姑妈也推掉了工作，向老板请了个假；老板也特别能理解，老板说，“那个地方我有‘资源’，动个人还是可以的。”
接着，又接上惠贤姐姐。
惠贤舅舅家一位非常卓越的、知名大学毕业的杰出青年，即惠贤的表哥，也被惠贤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强烈邀请去“帮个忙”。表哥也在成都工作，混得相当不错，是外戚的骄傲之花。据说，姑父和他从无交集。
表哥自己开车去，不跟姑父们一道。
在路上，刚开始大家默不则声。姐姐和姑妈也没什么话说，像陌生人一样。倒是姑父说了一句，“你们两姑妈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放心上……”姑妈才说，“你看，出了事情还是要靠亲戚的。”姐姐也动情地说，“我知道……”所以，她们也算是冰释前嫌了。姑父也是老好人一个，据说当时两姑妈闹矛盾（认为姑妈“太像”爸爸），姐姐一气之下走了，还是姑父给姐姐发了一个酸不拉唧的信息，算是缓解尴尬。
不爱说话，或者不爱跟长辈说话的姐姐才给他们介绍了一下李老师，毕竟李老师也教过她。至少姑妈们心中有个侧面印象。
对于去学校，他们也没什么方案计划，具体发生的事情也只是一知半解。婆婆表述问题也没说清，估计大家都是急性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在中途时，姑父说，“给校长打个电话。”
姑妈向雍老师要到了校长的电话。
“卢校长……”校长姓卢，姑妈把情况简述了一下。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还不知道呀，”电话那头卢校长显然有些惊讶。
“那么，你叫李长奎在学校等，”姑妈说，她不称他为“李老师”。
“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课。”卢校长说。
“我不管你，”姑妈说，“如果我来的时候没见到李长奎，就是你包庇他。”
电话挂断了，姑父说，“找到县教育局的电话，把我们知道的告诉他们。”
卢为全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才上任一个多月。走马上任前，他在另一所乡镇初中出任校长。他在业内有较好的名声，因此言行总是格外小心，脾气好，人缘也很好。
这所学校是九年义制一贯学校，也就是说，小学和初中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校长。这在乡镇一级的学校里还是比较少的。近年来，由于教职工特别有上进心，该学校在整个县都是数一数二的乡镇学校；县里的一中、县中是省重点高中，而这所乡镇中学每年都会为那两所省重点输送至少六十名新生。
由于该学校输出的好学生多，学习气氛浓郁，临镇的家长也将孩子送到这所学校来。
卢为全在这所学校上任，是升职。
卢校长自从接管了这所学校后，也烧了三把火：1、把学校当自己家；2、向县一中、南中看齐；3、再接再厉创新高。
没曾想，刚一上任孩子家属就要找到学校来。
卢校长接到电话后，直觉来者不善。他想：这些年教育事件五花八门，虽然他所在的县一直都是“世外桃源”，家校之间总是充满理解和感恩之情。想想看，一个劳务输出大县，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青少年，还有极高的升学率。在整个教育界都是奇迹。
很快，教育局的来电打破了他的沉思，“确实非同小可，”他敏锐地想道：“不管是小题大作还是教育过度，这都是现实存在。”
局里开会时，领导们也时常提到“素质教育”的问题；他甚至认为，在自己的学校，素质与竞争是很难共进兼得的。一方面要升学，一方面又要提高素质，任何一位老师都会有困难。这些孩子没有父母管教，性格乖张任性，甚至拉帮结派，染上各种社会习气。因此，强力管教成了学校首要选择——强悍的老师确实具有统治力——学生们的冤大头。另外，好的学习氛围可以使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到知识上，而不是谈恋爱、打架惹事生非。尤其是对于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有效果。而这所学校就是这样的情形。
凡事有利必有弊。
老师们也有极大的压力，工作又忙又操心。周日又要监管学生自习，有时任课老师还要补课，也没有额外的收入。面对这些青春期异常活跃的孩子，谁都没有好心情。评级、升职、横比竖比……等等，都是烧脑子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些朝气蓬勃的年轻老师。他们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激动，激动成了习惯，稍有不顺眼就不顺心。
有时，卢校长也会去听听课，也会去查看各个教室的状态；也会分工其它校领导了解情况，正常的惩罚、体罚，他都会因地制宜地容许。毕竟一个不打骂孩子的父母客观上不怎么存在的，如果一位初级老师总是一团和气，温文尔雅，要么是教育界的奇人，要么是教育界的庸人，是没有追求的老师。老师爱岗敬业才会发脾气，才会严厉。这个也是优良传统。
卢校长也在会议中提出过改善教育方式的意见，不过，个人习惯以及教育遗传的客观现实也不能在短时时间有所改变。
其实教师也是人，也是普通人，甚至是平凡的人。而社界对教师的解读总是充满烂漫颜色，充满超越平凡的期待。这也是不科学的。
局里给他打了电话后，他找到教导主任，教导主任才向他汇报了情况。他低声地有所保留地埋怨了程主任。
“嗳——，”程主任无奈地说，“我考虑这个事情不大……您工作繁忙……我想我们能处理好……，没想到家属反应那么强烈。”
“局里都来电话了，你说这个事儿不大？……”校长说，程主任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校长问，“李老师今天下午有课吗？等等……在不在都要留在学校，叫他不要走……。”
“好！”
几分钟后，卢校长给惠贤姑妈他们回了电话。
“李老师在学校，他等你们来，我也在等你们。不着急，路上要小心……”
卢为全焦急地等待着被殴学生的亲属。
两个小时后，他和程主任在办公室里又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大概过了六分钟，一名便衣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出了这个事情——，”在校长办公室里，卢为全和便衣握了手，然后手掌交叉，搓着，算是接待了这位便衣，“……真是添麻烦了，这影响太坏了……，刚上任一个月……”
“是啊，”便衣耸耸肩，两手摊开，他整理了一下便装，说道：“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想到，所以我也没有穿制服，毕竟学生娃那么多……警车十分钟后就到……”
程主任在校长的授意下，也简单地向便衣交代了一下经过。最后他说，“太冲动了……可能是没有把握好度……年轻老师——”
“要不要把当事老师叫来？”校长说。
“他在上课呢，”程主任说，“我马上叫他来。”其实李老师是待在班上“监管”学生的晚自习，他已经知道家属要找上门来了。
“我看不要，”便衣说，“就让他待在班里……这样还好一点，待会叫他来再来。”
他们又哩哩罗罗地谈了几分钟，随后，便衣走出校门。
“他们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便衣走后，校长问程主任。
“你是校长嘛，这个地方不大。”
“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这个电话不对外的。”
他们也没做多想，也没时间想那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