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迁徙 勇闯关东

 

孙氏迁徙 勇闯关东

松花江北岸有一支孙氏，据说是祖居山东武定府海丰县，几经辗转，闯关东而来，开荒种地，艰苦创业，成为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大家族。今有幸考证，以为铭记。

  那是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从海上入侵，途经东海。山东各地，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山东各州府天灾连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据史料记载：“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4月，海丰(今无棣)、阳信、沾化、利津、博兴、乐安(今广饶)、寿光、昌邑、潍县等9县遭特大海潮灾，海潮内侵达百余里，仅海丰、沾化、利津3县即碱废土地6.5万亩”。大片田地被毁，碱化土地颗粒不收，苛捐杂税难以承受，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有的背井离乡，东奔西走，逃荒讨饭。勇敢、智慧的先民，离开故土，远谋发展。

  避离灾荒，迁徙北上，谋求生路。公元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海丰一带受海水侵袭，丧失大片耕地，仅靠冬枣，难以为继。孙氏家族迫于天灾人祸，生活之窘，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做出了迁徙的重大决定。先祖毅然决定迁徙北上，另谋生路。遂携家眷离开了祖居的山东省老家，踏上了北上谋生之路。沿渤海边经天津陆路北上620余公里，一路逃荒，至热河朝阳一带暂时安顿下来。朝阳土地面积广大，山川、平原，土地类型多样，且光照充足，适合于大枣生长和繁育等等。由于祖居地盛产冬枣，生产技术娴熟，很易谋生。在此生活了近五个年头。在这里，免去了流离灾苦，开始打长工、租地维持生活，也慢慢适应了寒冷干燥的气候。但此时的热河，离京城更近，仍难免国家的内忧外患，人心惶惶，只能是暂且安生，绝非久留之地。

  再次北上，垦荒劳作，扩大发展。公元1851年（咸丰继位），相继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又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朝廷无所决策，荒废朝政，留下千古遗憾。热河日渐衰落，满目荒凉。此时，清政府第一次对关外开禁招垦,大批关内汉族人北上移垦。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后，山东、河北一带民户入境垦种。嘉庆、道光年间，来关外垦种民户与日俱增”。

  先祖审时度势，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果断决策大举北上。经沈阳北行600余公里，迁至吉林东北一带安家，即今吉林省德惠县。此时的德惠，有少量开垦的熟地，也有大片的荒地。刚到此地，开始打长工、租地耕种，后来小面积垦荒，积攒家业。这里受季风影响，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温和凉爽，冬季漫长寒冷。但土壤肥沃，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几年下来，生活明显改善，粮食充足。此次迁移，使孙氏家族彻底摆脱了饥荒和奔波劳苦，在此安居近五十余载。生活安稳，人丁兴旺，日益富足起来。十九世纪末期，孙氏家族人口增多，已略有积蓄。此间，先祖饱经半个世纪的沧桑流离与奔波劳苦，满怀对后世的期望及子孙的不舍，最终卒于德惠。留下三个儿子，广太当家主事，广金病逝于德惠，广福返回山东。

    买荒置地，安家落户，辛勤耕耘。时光荏苒，孙氏家族经过两次迁移，离开山东老家已达半个多世纪。老一辈逝去，新的一代成长起来。广太年富力强，聪明智慧，担负起孙氏家族复兴发展的重任。时值清朝末年，地方官员纷纷上书慈禧太后，要求二次解禁关东，开放蒙荒。清政府迫于沙俄侵华，加强边关，遂批准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移民"解禁"的上奏，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自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闯关东”悲壮之举。据史料记载：“1860年后的几十年里，山东等地的移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拥蚁聚，关东大地人口激增”。

  1900年，清政府大量开放蒙荒。此时又值中东铁路修通，先期闯关东的先民，有的已经垦荒置地，发展起来。据资料记载：韩桂章（韩殿樨）祖籍山东登州府福山县，其祖父韩惠铭于清咸丰年间，率家人闯关东而来，先在吉林德惠生活几年，后经奉天横渡松花江，迁到了今松原市扶余县，创建了增盛镇。韩桂章在卜奎（今齐齐哈尔）偶遇黑龙江镇守使程雪楼，献策呈请卖荒。朝廷准雪将军所奏，发下一张龙票，即24万晌。韩桂章当上了大荒揽头。为尽快把荒地卖出去，回扶余、德惠等地动员山东老乡投奔。在此形势之下，广太看到了发展的机遇，拥有自己土地的梦想也在此一举。因此，决定变卖家产，再次北迁，买荒置地，光大祖业。于1901年3月（光绪二十七年）携五个儿子及家眷，迁至今黑龙江省松花江北岸。

  来到松花江畔，得知韩桂章已在小城子买荒4200多晌，开起增盛和烧锅。乔焕章是从双城而来，建立了乔家围子。韩桂章当上了大荒揽头，乔焕章负责组织人丈量荒地。据史志记载：“荒务局规定：每丈量一方（50晌）地，给请丈人5晌荒地。当时这里是一片荒草地，野兽出没，丈量土地随时都有被野兽吃掉的危险，有的沼泽地水齐腰深。几百里能见到几户蒙古牧民，渴了只能喝泡子里的水”。

  孙氏族人利用多年的积蓄，一次性从官府买得大片荒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看到黑得流油的土地，似乎就看到了家族发达的希望。一家人兴奋不已，在荒草丛生的地方，开始了拓荒的生涯。夜以继日开垦着荒地，在广袤的土地上收获耕耘的快乐。风餐露宿，不顾野兽出没和蚊虫叮咬，克服了千辛万苦，总算开垦出一些土地。耕种五谷，连年丰收。后来，建起了房子，与先后来此垦荒的几户人家两共同设立了屯子。

  兄弟分工，发展生产，艰苦创业。孙氏四兄弟性格各异，各有所长。老大为人忠厚，吃苦能干，任劳任怨。只顾干活，不管家事。老二思维敏锐，争强好胜，善变能言。老三身体残疾，寡言少语，吃苦耐劳。默默无闻、能出苦力。老四性格温顺，为人随和，处事周全。但年纪尚小，还不主事。

  1908年，兄弟各自的成家，人口逐渐增多。只靠原有的地难以维持生活，想要大的发展更是不行的。为了生计，头脑灵活的老二立足长远，谋划未来。便带上车马和雇佣的车老板子，还有十几岁的儿子随车当掌包的，开始跑外经营。一方面是把自家产的粮食卖出去。到了秋冬季节，打下粮食，都得用大车运往大城市卖掉。一方面就是来回贩运黄豆，挣得了可观的收入。

  在孙氏的创业历程，总有一个字伴随始终，那就是“苦”啊。

  一是垦荒劳作之苦。农活本身就是辛苦的，烈日严寒、风吹雨淋。而开垦荒地那才是苦差事。在蒿草丛生，泥泞的沼泽地里，每迈出一步都十分的艰难。一副犁杖、一匹马，人畜并进的开垦土地。长工累了可以偷懒怠工，而自家人则苦力在前，挑最难的、最累的干。天不亮就出工，落日才回家。有时起得早，到地里还看不见啥，就坐在地头笼堆火眯一会，天蒙蒙亮便开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孙家老大是个打头的人，性格倔强，干起活来不要命。夏天奔波各地干活，冬天独自看守房屋和产业。开荒的日日夜夜，活计是超出常人的累，生活又是异常的清苦。冬天，屋子里很冷，一个人晚上有时烧几个土豆、蹦几个爆米花就当晚餐了。就这样，积劳成疾，硬是累出了病。后来严重了，转成肝硬化。那时又无处医治，更没有好医好药，病情逐渐恶化而去世。

  二是生活节俭之苦。生活节俭本是没有错的，但节俭过了头就是不会生活啊。经过多年的创业，收入也是不少的，但绝大部分的收入不是用于改善生活，而是不断的投入拓展。一大家子人，还有长工、短工，都是一个锅里做饭，一样的吃喝。一入秋就开始腌各种的菜，要包无数的豆包，储藏起来。一整个冬天，以及春天都是吃这个。大年初二，全家就开始大锅熬汤、吃咸菜加豆包，很少见到肉，从没见吃过鱼。穿的更不用说了，只有过年各股才能分几尺的粗布。那真是简简单单、朴朴素素。老三本来就驼背残疾，可干的活却没有一分的减少。他负责往地里送饭。十几个人出工一天到黑，三餐都是在地里吃。无论离家多远，都是由他挑着担子送水、送饭。一面是碗筷和水，一面是饭和菜，一副担子总得有120斤以上。远道没轻载啊！这看似是个轻巧活，可对于一个瘦弱、驼背的人来说，那得有多难啊！他毫无怨言，没喊过一声累。只见他日渐消瘦、原本驼下去的背更弯了。

    三是办事畏难之苦。在那个年代，没有文化而又土里土气的农民，是无法与人对等的。在创业中，又离不开和官府及各方面官员的接触。办事处处碰壁、求人处处为难。跑了多少冤枉路、受了多少冤枉气、吃了多少的苦头真的无法说清。那种苦处今天的我们真的能够感悟到，但无法体味祖辈们内心的酸楚。在远途运输的那段日子里，要闯过一道道关卡是何等的艰难。真的是：处处求人，路路打点；起早贪黑，人困马乏；土匪出没，险象环生；心惊胆颤，充满艰辛啊。担心土匪抢夺，每次出去只能用鼻屎马拉破车出行。这样的车马出远门、载重货，人就遭罪了。那时，老二的儿子还是十几岁个孩子，随车当掌包。冰天雪地，遇到上坡人就得推车，下坡人还得在车后面配重。那份心酸苦累，绝非今日能够想象啊！那孩子年纪轻轻就逝去了，是过早的劳累付出了代价。孙氏家族各个都是好汉，靠的是勤劳朴实和忠诚善良、靠的是肯于吃苦和敢于拼搏、靠的是与人为善和乐善好施，不但站稳了根基，还赢得了尊敬和信赖，拥有了尊严和力量。有句古话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就是四个没有文化、朴朴实实的兄弟能够创造出奇迹的原因之所在。

  创业虽然是艰苦的，但一大家子的生活却是团结的、和睦的、幸福的、快乐的。大家族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20多口人。男的带工下地干活；女的在家轮班做饭。那个年代能创下家业，真的是全家齐心协力的结果啊。孙氏的前几代人，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几乎都没有读书，但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治家理财和教育子孙上，崇尚孔子、尊崇儒学，秉承着忠孝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承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几乎就是家训。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孙氏不分男女，都是举全家之力供书，以致孙氏后代人才辈出，家业兴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