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历史是求善》

歷史是求善──善繼與善教從研究歷史記錄，到了解古人的心，這是一個對生命的探索過程，因此所說的不只是歷史知識，而是做人的信念。你會發現不管是哪一時代的人、哪一地方的人，其實都是人，都有人的可貴的特質，就是想成長，想改善自己，想克服困難，想對社會有貢獻，如古人一般，生命有成就，光陰不虛度。用哲學的語言來說，就是發現了生命的普遍性，人最深的秘密。也許有人認為：人如此努力，如此掙扎，不過是想建功立業，滿足自己的虛榮，所謂「不朽」，亦不過是沽名逐利，留下自我的名聲。所以歷史看穿了，不過是人間的把戲，以美麗的語言裝扮人的自私的活動。

政治上的爭權，商業上的爭利，乃至利益之下，父子無親、兄弟成仇，比比皆是。所以多讀歷史，也許會使我們很失望。如中國歷代，一直標榜聖君賢相、忠臣義士、孝子賢孫，但一部《廿四史》，弒父弒君，謀朝篡位，小人當政、陷害忠良，就不知有多少。即使遭遇外敵入侵，理應敵愾同仇，共禦外侮，至大局不能挽回時，臣死君，君死社稷，似乎是史家，至少亦是公羊家所提倡。但實際上歷代朝代替換時能做到的有多少？反而屈膝賣國，互相攻訐，乘機發洩私怨的就不勝枚舉。例如清兵入關，崇禎皇帝不但自毀長城，犧牲熊廷弼、袁崇煥等抗清大將，還任用王化貞一類小人，這和熹宗之縱容宦官，冤死楊漣、左光斗，如出一轍。最後李闖入京，崇禎帝自縊煤山，還下詔說「諸臣誤朕」，這比起楚霸王的「天亡我也」更推卸責任。君上如此，明代焉得不亡？其後雖有福王繼位，史可法守揚州，馬士英、阮大鋮等卻在後方植黨營私，把持朝政，終至土崩瓦解。許多人讀這段晚明歷史，都扼腕流涕，深深嘆息，則歷史所留給人的似乎並非希望，反而滿載人間醜惡，這應該如何解釋？

從歷史的第一個層次就是記載人的活動上說，我認為現實的醜惡不須抹煞，也不應否認，如古良史所說的，應該秉筆直書：「趙盾弒其君」，雖殺身亦不改寫。不過，人若有胸襟亦不須掩飾。如唐太宗玄武門之變，要史官「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尊重歷史，即是尊重自己的成長。人是人，雖說一方面見其努力，但另一方面也有他的局限，這包括他人性上的局限，也包括他知識上的局限。前者是先天限制，後者是後天不足；儘管人願意學習，但仍會犯錯。歷史原是人不斷奮鬥的紀錄，但也是人不斷犯錯的紀錄，不過如你能善用此紀錄，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則歷史也是人不斷改正自己錯誤的紀錄，「鑑往知來」，也可以變成「繼往開來」，如此，歷史方有希望。所以，我們不要光陷入歷史的悲慘中，這很容易使你失去志氣，你必須從歷史的悲慘中看到人的努力、人的可貴：為什麼在艱難的時候有些人會放棄、會投降，會為自己的變節找藉口？但另外有些人卻堅持不懈，忠於自己的理想，忠於自己所感受到價值？這不是人有兩種，或人有多類的問題，我們不要將之平面化來看，而是從善惡交戰中，公私對決中看到人可以超越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奉獻給更高尚的價值，並能感召後來者，作出同樣的努力。這就是一種教育，所謂「以古為鑑」，所以，讀歷史應該看到的是這一層次，而並非只是成敗的經驗。歷史若只着眼於成敗，那是功利主義，發展下去就會但求目的，不擇手段。中國文化，包括歷史文化在內，它所重視的是行為的動機，即《大學》所說的「誠意」、「正心」，那才是行為之本，所以中國人不以成敗論英雄。司馬遷寫〈列傳〉人物，以伯夷、叔齊為第一，寫〈世家〉，則以陳涉居漢諸家之前。誰能有此巨眼，公平位列眾多的歷史人物？當然是太史公。但何以有太史公？這便是中國文化的陶冶之功，使人不要單看自己得失，應看到廣大的歷史世界，所以司馬遷以友道為李陵伸冤而受腐刑的奇恥大辱，但仍強忍悲憤完成《史記》，為什麼會這樣？這不只是司馬遷個人的人格，還應該看到他對歷史文化的繼承。司馬遷的先祖，歷代均為史官，直到他的父親司馬談，也是太史公，臨終以著史未成，有負許多人的努力，於是囑咐司馬遷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於是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這就是一種繼志述事。《中庸》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若將此義擴展，則對先賢先聖乃至天地造化的體會，也是一種繼承。《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話說得非常好，因為善繼方能善成。

《易經》的哲學，都是講成全之道，從「天地之大德曰生」講起，到最後成全萬物，中間就經歷許多艱難，必須善於體會，方能趨吉避凶。由此推斷，「易之興，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時代變動，就有憂患，所以《易經》的撰作，就是一種歷史意識，其中有所寓意，所以它的歸趣，不可能是毀滅，必然是天道與人道的理想的完成。這是一種非常光明的歷史觀，儘管現實黑暗，奸人當道，但人並未失去信心。在這種歷史意識下，人必然有一超越的嚮往；這一超越的嚮往，不是指天國，如基督教所說，而是指人生的圓滿境界，至少亦是人行事的標準或法度。「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所以孔子著《春秋》，要對當時的人物下褒貶，每一字都極慎重，極有深意。史稱「微言大義」、「春秋筆法」、「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為什麼有這些功效？就是因為中國的歷史文化未死，時人仍有此歷史意識：人不但活於當世，還活於將來；人的肉體雖死，但人在歷史中的位置卻是永遠，這是一種精神生命，從現在伸向過去與未來。人不但要向自己交代，還要向祖先和子孫負責，向社會和民族負責，甚至向天地負責。由此我們才了解到做人不簡單，有其莊嚴，絕不苟且。但人能到此一步，極不容易。

回到我們上文所說，人是人，那麼人亦有其自然生命的局限，若不磨煉，在現實的困難下，也不容易過關。這裏涉及生命的秘密（但不是神秘），只有踐行者方知。我們看司馬遷，他繼承父業，對歷史有深刻了解，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歷史的繼承其實就是文化的繼承，文化的繼承也就是理想的繼承，則歷史之事，難道只是記錄過去，鋪陳史事就完了嗎？當然不是，所以司馬遷特別指出孔子著《春秋》，就是要建立「天下儀表」，「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其內心動機，就是要成善，成歷史文化之大善。司馬遷就是要學孔子，繼承《春秋》筆法，為歷史立下規模。這也就是民族的大孝，因為能善繼古人之心，才能珍惜前人的努力，才能垂之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