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还是自由——《Unthinkable》中的价值困境

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但我们都会依从自己的内心做出选择。

伦理学上有著名的“电车难题”，需要在两条铁轨中作出选择，在五条生命和一条生命中作出不得已的选择。

以5＞1作为衡量标准，是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正如《Unthinkable》中百万人的生命和恐怖分子、以及他的妻儿生命的对比。这个难题后来又有过更多的版本，无辜或者负罪的生命，但本质都没有离开过它最原始的文本——你都需要决定是否牺牲一条生命来挽救另外五条。

和这种选择相似的是，洞穴奇案以及理查德·帕克的吃人故事。回想电车难题的模型，功利主义的思想在这里具有普遍性的说服力：用一条命换多条命。哲学上的功利主义，指的是“追寻最多人数上的最大福利。”也就是说，要让各种决策所带来的快乐与福利，能抵消并超越它们招致的痛苦与不幸。

按照功利主义的思维，以违背人权法则、牺牲个体生命的代价，来挽救几百万的美国公民的生命，实在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仔细审问自我，这种功利最大化的思维，真的算是一种良性选择吗？

功利主义没能充分尊重个体的权利。它为许多错误的事情提供了借口，譬如种族灭绝。殖民者屠杀原著民，以便大量移民获得更好的资源与生活环境，这确实是福利大于痛苦。

功利主义“最大福利”的想法，影响了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方面。譬如，最容易被人们理解的一种民主：“投票制”，即少数服从多数，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良性机制。999票比1票可以通过一个提案，501票比499票也可以，可我们真的能忽略那四百多人的感受么？这样的决策真的最有利于长远发展么？于是有人提出了改进：不能以过半数为通过，要超过三分之二。听起来也很不错，但为什么是三分之二？为什么不能是四分之三？五分之三？十分之九？

即使是最科学的投票比率，在民主社会里，仍然意味着有些人会被强迫接受某些规则或观点。我们对生活的怀疑已经开始了：以总体福利的多寡作为决策的判断标准真的是最好的么？即使是我们所信赖的投票机制，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么？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与自由真的能良好共存么？

哈耶克先生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对此进行了批驳：“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词地表达成“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无须多少思考便可看出，这些词语没有充分明确的意义以决定具体的行动方针。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

哈耶克认为人们所谓的“社会价值”，是预先假定存在一个完整的伦理准则，而其中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价值都适得其位。《Unthinkable》中到处冲突的公平与正义，则同样是一种相对价值的建构，它不是绝对价值的原因，在于无法顾及所有的维度，所有的人，因而这也是功利主义最大的问题所在——它没能充分尊重个体的权利。

对于个体的尊重，应当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起点。康德提醒我们，“一个人并不是被仅仅当做手段而加以利用的东西”，我没有权利舍弃自己内在的人性，就像我没有权利舍弃其他人内在的人性一样。杀无辜市民和杀一个罪犯，自杀和谋杀，其实都没有将人性作为目的而加以尊重。

这种人性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无差异地尊重？康德式的尊敬，是尊敬一种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当中的、毫无差别的理性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侵犯别人与侵犯自己是同样不对的。无论对方是什么人，无论我们是否与他们熟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类，具有理性能力，就因此而值得尊重。

《Unthinkable》中的极端语境，实际上充斥在人类的整体生活当中，虽然它表露得并没有那么急促与割裂，但是如果人类对于自由和公正仍然没有明确的原则，仍然陷于长此以往的道德困境中，那么它一定是人类社会进路的阻碍，无论我们选择福利，还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