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万历十五年》一

浅谈《万历十五年》一

本文作于2017年5月28日 十七岁 没有后续。

万历皇帝是个颇为苦逼的皇帝。

他不如自己的叔祖正德皇帝逍遥快活，搬出紫禁城，自己在外头修个豹房，可不是养豹子，而是召了一群宫女宦官，骄奢淫逸，好不快活；更不可能和他一样，整天忙于练兵，甚至于亲自组建一支由宦官组成的军队，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出征鞑靼还获胜归来，威风又得趣儿。

万历九岁登极，自幼接受张居正的正统道德教育，他做不出正德的放浪形骸。

爷爷嘉靖皇帝，御宇多年，年轻时还算认真当皇帝，可后来迷上修炼成仙，整日道袍飘飘，宫内丹香缭绕。可他又是个极精明的人，虽每日和道士们“坐而论道”，可朝中事事紧紧盯着，他极精通权利的制衡，党派相斗伤不到他皇上，可就是不去打理朝政。

而于万历，从小的思想就被往标准的君主方向塑造，他接受治国道理，学习敬天法祖、恪守礼训，就连对书法的喜爱都因其是“末枝小节”而被终止。他学的是仁君，他要“仁”，他得不来嘉靖的绝顶聪明，更别提沉迷于成仙之道。

父亲隆庆皇帝虽是一生平淡而庸碌，却也酒肉穿肠过，美人怀中抱。在他御宇的五年半时间里，“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此后更是免除早朝，安心做个无为皇帝。耽于美色，死于美色，也不算是为祸朝政太久，倒是安安心心过一生。

而万历不行。正德恣意妄为，嘉靖日日修仙，隆庆碌碌无为——大臣们太想要个弘治皇帝的“中兴”了。而万历作为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继承者，自是要严加看管，悉心教导。内阁以高拱为首的一众老臣在他还未懂事时为他辅佐朝政，大学士张居正亲自操刀万历的教育事务，甚至于亲自讲学。

当九岁的小皇帝万历登极时，他和生身母亲之间的距离已被无形隔开；他还不明白自己头上戴的重重的、缀着珠帘的似瓦片的“冕”有什么作用；他也无法预知，在未来，他连爱都那么艰难，他的正妻不能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郑贵妃，而是所挑选好的、符合大统的女人——他并不爱她，而他甚至连给郑贵妃之子一个太子的名分都斗争不成——而这也是他和文官集团最为持久的对抗，也是让万历最终消极抵抗的导火索。

他曾极力渴求以自己至尊的身份渴求一份爱，不是九五之尊的爱，是市井的交心的爱。可他护不了最爱的女人，可就连如此都只是徒劳挣扎。

于万历一朝，他只不过是和文官集团对抗失败的消极抵抗者;于漫长的封建王朝来说，他也只是专制体制下的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平淡无奇的一年，黄仁宇先生却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没有特殊的自然条件，但循着纵线细细寻觅却可以发现，道德、制度、经济、技术、外交、文官集团等等一切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积弊似乎到了这一刻积累到了顶点。它的爆发是绵长的，可带来的破坏力却是极为持久，私以为1840年鸦片战争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转折，以万历十五年为界，其实从那时起这个制度已经走向了衰败。

个人认为，万历十五年的衰败罪责不在于万历皇帝，“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书中所有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李贽等，“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以及连带的人物冯保、高拱、郑贵妃等，“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这是一个历久的悲哀，但是历史的齿轮总是按照既定的规律行走，由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出现封建制度，再到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阶级对立、矛盾激化、社会主义斗争又兴起。制度总是在进步，纵然以今日的标准来看这个社会实在是漏洞百出，但不妨我们抓住问题，细细道来。

本篇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一章《万历皇帝》为主，抓住“道德”这一核心，适当延伸，结合具体史实，本人小感，也说不上绝对正确，望有所指正，也能获得读者朋友们的些许共鸣。

皇帝，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称它为一个机构。

做为古代政治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却是一个人。很显然今日来说，人与机构不能等同。“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的产生带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推动整个政治架构形成并发展的关键。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的更换冠服，礼服的更换规格严整，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被计量范围内的。红色的“皮弁服”，黄色的龙袍，黑色或青色的常服，一切都是经过精密的考量和规定。万历之父隆庆龙驭上宾，按照传统的“劝进”仪式，九岁的皇太子和臣僚们几番推辞，“孝道”、“社稷”，三次最诚恳的辞藻，最后万历接受劝进成为新的君主。尽管他或许不太明白这番行为的意义。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礼仪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象征。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君主专制就是君主一人说了算。而历史教材中也说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到顶峰，但我认为，达到顶峰并不是说朝堂就成为皇帝的一言堂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一直存在并且君相之争一直难分绝对高下，双方或多或少都受到掣肘。朱元璋废除丞相，六部直属皇帝，并且设立内阁协助自己处理事务。虽然没有丞相了，将六部直接抓在手里，但是随之而来的党争冲突激化，文官集团壮大，以皇帝之权威也免不了让步。

朱元璋最忌人说他非“正统”，此举一时确实稳定了政局，安安心心地顶着“名正言顺”的皇帝帽子。但也为明一朝未来发展的党政不断，势力抗衡埋下了引线。皇家的话，也真不是那么有用了。万历与文官集团抗衡多年，终究妥协，立皇后之子为太子，由此可见一斑。

从小农家庭的组建开始，女性就在家庭秩序的维系中起了极大作用。。于封建王朝，作为“道德”秩序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母系的牵扯自汉代以来就未曾断绝。汉有霍光借外戚身份操纵皇子，唐有武曌直接自立为皇，及宋仁宗时期有太后刘娥垂帘听政妄图成为武曌一般的女子。

万历的早年也有慈圣皇太后的严厉教导。万历大婚之前，和慈圣皇太后同住在乾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长大的万历，对于“礼仪”二字自是有极大的敬重的：“做皇帝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有如此来自母亲的教育，万历不敢不尊礼法：“慈圣皇太后所居的宫居室竣工后，他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述，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因为这篇文章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

但即使如万历这般有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亲手教导，从小接受仁君之道、礼仪与道德教育，也可以说并没有受过今日之当权者所必需的培训。历代皇帝接受的观念是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以道德代替技术”，“礼法”二字，首要是尊礼，其“法”的概念也和现代作为治国之本的“法”不一样，它的效用是简单的维系秩序。而这种工具经过历朝历代被不断固化，甚至进入制度建构的核心，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道德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力量，在各个时期有强弱变化，如作为少数民族的辽对于道德的重视远不如宋，但是随着道德体系的完善，及宋代后程朱理学成为核心，对辽也或多或少造成影响。到明朝道德已发展为极其强盛的力量，和整个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并称为其架构核心的一部分，支撑整个帝国运转。它一旦出现改变，所引起的会是这个帝国的困惑与动荡，这是一个经过两千年来已相当完备的体系，不容一点质疑。它强大，但也脆弱。强大至连皇帝——总揽大权者，也被它钳制——立贵妃之子为太子，成何体统？而脆弱又到晚清时，它的动摇所带来的社会巨震——祖宗之法真的不能变吗？在老百姓眼里，“民主共和”看起来似乎更是邪魔妖道，但千年来的制度突然崩解，男人惋惜地攥着剪下的辫子，眼里满是不可置信，甚至于捶地高呼“要完”。道德，它已经形成了一千年来人的思维准则、思维方式。

万历既为皇帝，从礼法来说，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只需要尊敬两个人——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这种观念，不消说是来自皇太后那里。张、冯二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当然也有也有试图与这种道德背道而驰者——正德皇帝。他的个性妄为于全体文官、人民而言是不合规格的。尽管这个皇帝当得相当自在，可以说是个性的展现，但也不是说他的治国方式就值得提倡，直到现在人们对他也谈不上什么褒扬，只能说他的行为滑稽可笑了。

在打破道德这方面，正德是有所突破的，调侃一句可以称之为“道德飙车”，但是他还是失败的。他妄图突破藩篱，却遭到了藩篱后的“怪物”的更疯狂啮咬。好在正德皇帝英年早逝，自己把自己玩儿脱了，寒冬腊月下河摸鱼，风寒后不久就去了。不然完全不讲规则，一个国任他玩儿还怎么了得。

正德虽是不羁地抛弃了礼法，但没了礼法也万万不能。

以个人的意志左右最高权力机构的意志，乃至牵连下属所有机构的一直，这是私以为专制的主要特征。古今帝国的管理无疑还是需要无数机构层层架构而成的。黄仁宇先生的另一本著作《中国大历史》中曾经有这样的话：”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任务为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时至今日，历史家对他的规划，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虽然这个结构粗糙而不完备，缺乏“数目字的管理”，但恰恰切合中国并不完备的政治制度。上层领导人只凭一种抽象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虽然是理想型的架构，不过当日地广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可以马虎不计。这架构大刀阔斧且不切实际，却和宗法制井田制等等互相作用，周朝统治中国八百年，还是有留下永久的影响的。

于是从简单制度的架构开始，“礼”就不可抛弃。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他虽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

春秋时期，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还没有完全败坏。尽管各小国各自为政，但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齐桓公首先称霸，却也依着“尊王攘夷”的名义。

春秋的车战，布阵有一定的原则，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仍未离开“礼”的约束。春秋时期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也正因如此孔子还未完全失望，仍坚持“克己复礼”，认为被扰乱的秩序可以恢复。

“礼”在一定程度确实是维持了古老的封建王朝秩序。

尽管如此，今日所以为合理的方式还应是上下协同。专制制度的核心是君权，并有“道德”这个极为强悍的力量支撑，准则以道德礼法为核心，缺乏完备的法制体系来牢固，也缺乏数目字的管理来让经济不拘于小农经济。最高机构——如今日之国家主席、总统等应为一个象征。他代表的所不是一人意志，而应是由民主所推行的。如今之中国，有政治局，国家主席也是常委之一，政治局所代表的是中共最高意志，执政党的最高权威。中共执政同样需要有参政党意见。民主集中制虽然不能称之为完美的民主制度（当然这并不存在，如同英国公投、希腊民主，泛民主制表面上公平，实际上矛盾更激烈，隐患隐藏更深），但是却可以集中大多数人的意志，防止个人的独裁。

人与机构不能等同，个人意志也不能左右国家意志，尽管这个人是国家领袖或是元首，但也只应是一个象征。

粗略看来，在简单的封建制度下，道德的作用不可忽视。但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是无法阻止的趋势，在中国封建机器已不堪运行之时，西方世界已蠢蠢欲动，而最错误的是此时中国仍不只何为外患，守住“老祖宗”的制度。封建制度发展至万历已腐朽不堪，也无怪于日后被炮火轰开国门，王朝陷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自然，本篇乃人小感，或有不妥，欢迎指正。抽丝剥茧，咱们慢慢分析。

”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参考书目：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