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模式”与小强之死——是什么把我们推向极端
近日看到衡水二中为了防止学生自杀而给楼道装上栏杆的新闻，“衡水模式”再度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议。不过，这种以最大负荷对学生进行考试特训的教育模式本身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我只想以“衡水模式”为切入点，来探讨一个问题：人类有很多与“衡水模式”相似的极端化的行为，这些行为究竟从何而来？
还是那句话，我读书少，很多自己思考的结果极有可能只是“重新发明轮子”而已。抛砖引玉，望方家赐教。
熟悉中国高考制度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是否能被北大清华录取，并不是由他的绝对分数决定，而是由他在全省之内的排名决定的。假设北大清华在一个省招50人，那么基本上你只要考到全省前50名，就可以被录取。重要的是排名，不是分数。
再让我们假设，整个河北省的中学全都不采用“衡水模式”，而全都对学生采取放任不管的“放羊式”教育，结果会如何？
可以想象，高考依然可以正常发挥作用——学习能力与自我管理能力最强的学生还是会脱颖而出，走进名校的大门。其他学生，也一样可以按自己的学习能力分出高下，进入与其水平大抵相符的高校。在各个招生名额给定的前提下，最终你可以上哪所学校，是由你与别人相比的相对名次决定的。
现在，如果这些中学有一所忽然对学生以“衡水模式”进行高强度的针对性高考特训，那么结果很容易想见——全省的学生高考名次被打乱，这所学校的很多学生将超越很多其他学校“放羊式”的学生，上到他们原本上不了的好学校。而原本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别的学校为了保证上线率，唯一的选择就是同样采取“衡水模式”对学生进行特训。最后的结果就是省内几乎所有中学都被迫采取最严苛的教学模式，最后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其实，从理论上说，从“全省放羊”变成“全省特训”，并不会对高考的成绩分布产生本质的影响，无非把全省学生的平均考分以及最后的录取分数线提高了而已。真正有影响的，仅限于那些可以通过“特训”大幅度提高学习效率与应试能力的学生。（插一句：我并不觉得这些学生通过高强度“特训”上了他们原本上不了的学校是什么好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从理论上说，省内的所有中学作为一个系统，只要有一所中学采取了“衡水模式”，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偏离一开始不稳定的低位平衡——“放羊模式”，并且通过系统内部的自我强化，最终达到一个新的高位平衡——全都采取“衡水模式”。这种平衡的破坏与再建立，必然让所有人被裹挟，拼了命地去进行应试训练——这就是“衡水模式”中学生的境遇，也是他们之中的脆弱者选择自杀的根本原因。
而一开始的低位平衡之所以会被破坏，就是因为高考录取结果是取决于一个人与别人的相对优势，而非绝对分数。在这种只有“比你强我就赢”的相对标准而没有绝对标准的竞争中，“拼了命超过你”就是一种理性的博弈策略。
人类的社会行为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星爷的《唐伯虎点秋香》里，华府门前那场经典的“比惨大赛”就是绝好的例子。
华府只要买一个仆役，门口却有两个卖身的人。善良的秋香与石榴姐的标准似乎就是看谁跟惨一点。于是，一个死爹，一个就死全家；一个死了旺财，一个就死了小强；一个手臂长疮，一个就把自己手打断，于是最终唐伯虎的对手就只能把自己一棒子敲死。唐伯虎笑到了最后。没办法，既然名额只有一个，而我必须比你惨才行，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必然的。
当然啦，这只是星爷杜撰的喜剧。但很多类似的事情就未必能让人笑得出来。
科举制诞生之前，中国曾采用过察举这种选官制度。而察举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孝”。可是，你也是孝子，我也是孝子，名额有限，为了争得做官的机会，我只能想方设法让自己显得比你更孝。于是，本来作为生活中平常普通行为准则的”孝“便被不断地推向极端化，最终走到对“尝粪”、“埋儿”这种事情大加赞赏的地步。
不光是“孝”，本质上所有的“道德竞赛”都是如此。要想在这种只有相对标准，没有绝对标准的竞赛中获胜，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让自己显得“更道德”。于是，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极端以至变态。这种事情，在天朝树立的无数道德模范身上依然可以看到。
另一个例子就是宗教。宗教的价值观建立在“虔诚”的基础上。不论什么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们都很容易滑向“虔诚竞赛”。甲声称自己很虔诚，从来不吃教规所禁止的食物；乙就会说我更虔诚，卖不合教规的食物的饭店我都不会去；丙又会说，我更虔诚，从不跟吃不合教规的食物的非教徒一起吃饭……如果没有外力阻止，这种“虔诚竞赛"的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的一个例子就是广场政治。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一场起初看起来目标合理的群众政治运动，被参与者不断地推向更加激进的方向，最终丧失一切妥协的机会而无法答成本可部分达到的目标，甚至酿成悲剧。而这个过程，往往就是一场比谁更“激进”的竞赛的结果。广场政治领袖，往往是越激进越能掌握话语权。于是对抗与不妥协也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而能跳出这个怪圈，始终掌控运动的烈度以利于达成目标、同时又维持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掌控力的政治领袖，实在少之又少。
综上，人类的极端行为当然有很多复杂的诱因。但从衡水模式，到小强之死，到广场政治，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因素：当一群人为某种稀缺资源展开竞争，而这种竞争又没有一个绝对标准，只有一种“我比你强我就赢”的相对标准的时候，人类便不可避免地滑向极端化的深渊。这里所说的"稀缺资源“，既可是名校名额，也可是进华府的机会，还可以是举孝廉的名额、上天堂的资格以及成为广场领袖的机会。
当一大群人面对这样的“竞争”，如何避免进入“谁敢比我更用功、更惨、更孝顺、更道德、更虔诚、更激进”的怪圈？对此，我无力找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