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十七年文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十七年文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苏联引进的概念，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之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不同于“拉普”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当作主观的观念论创作方法和客观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立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包括革命浪漫主义的。法捷耶夫指出，我们的现实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表现并肯定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具有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革命的角度出发以及对革命浪漫精神的吸收，使得其与自然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是有丰富和发展作用的。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左翼作家群与后来的延安作家群都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做了准备和贡献，早在这个概念被引进之前，郭沫若就提出过相类似的口号。周扬于1933年11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被视为国内正式介绍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志。解放后的中国几乎对其全盘接受，并被官方确立为“最好的创作方法”。一系列的座谈会，整风运动以及文艺工作者的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创作及批评的根本理论，文学生产的纯净化和对多元倾向的排斥、批判也直接导致其他创作及批评理论在“十七年文学”中销声匿迹。“十七年文学”肩负着诠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任务，并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演绎。

二、十七年文学整体创作特点及存在问题

1、特殊的集体创作形式

从革命的发展的观点，从矛盾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及其趋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最基本的特点。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必须经过曲折的流血斗争才能实现最终的胜利。”这一主流的革命发展观决定了《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众多小说的叙述结构模式。严运涛革命失败被捕，卢嘉川及林红等人壮烈牺牲，都是曲折斗争下流血的演绎，而严江涛，江华及林道静等形象是革命的继承者，是能够实现最终胜利这一思想的诠释。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矛盾的命题。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矛盾，一种是 “敌我之间的”，一种是 “人民内部的”。前者要用镇压的方法，后者要用说服的方法。例如，《山乡巨变》中强行设置了一个被人民政府镇压的特务龚子元形象，以及用说服和感化的方式解决了以王菊生为代表的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龚子元形象苍白无力，强行设置更使得文本非常突兀。

可以说“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创作多是对主流政治思想的诠释和演绎，是个人创作服从集体意识的一种特殊的集体创作形式，文学失去了自我，完全沦为官方的传声器。

坚持党性原则。

党性就是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家必须自觉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工作。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对国统区文学进行批判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天下，也就是工农兵题材开始一统天下了。十七年中受到批判的大多数是非工农兵题材的作品，例如《武训传》，《早春二月》等。这些作品因客观上写了一些阶级性或者社会主义事业以外的东西，就遭受了批判。“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在主流作家的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十七年文学”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可以说那一段时期的文学观是狭隘和片面的。人物形象的单薄和内容的空洞，以及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政治文化使得艺术作品很难成为合乎要求并令人信服的东西。

英雄塑造与歌颂主题

肯定社会主义的现实，塑造正面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指导下的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歌颂主题是对苏联文学及延安时期文学的一种延续。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今后的文艺重点应该放在歌颂上，“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使之“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我们就是要刻划这些典型人物推进社会的前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民的新品质，帮助人民前进。于是，为突出英雄形象，作者们主动地忽视他们身上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英雄人物往往都是些高大全的形象，头顶上似乎都绕着灵光圈。大体上这些英雄形象可以归于战斗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类中。例如，《烈火金刚》中塑造的肖飞、史更新、丁尚武等战斗英雄，书中开始就写了史更新身负重伤，却能刀劈全副武装的一个特务和举拳击毙一个鬼子，然后又与三个鬼子厮杀，并将他们全部刺死。

英雄形象在被典型化的同时就意味着必然排斥人性，而歌颂传统的延续就必然压倒暴露主题。英雄形象的塑造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号召以及歌颂主题传统的延续，使得这一时期文学的排斥性表现的更为强烈。因而在“十七年文学”中那些探讨人性的作品，那些暴露问题的小说自然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有些作家甚至被迫害致死。思想的僵化以及与社会生活的严重脱节，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几乎完全沦为从观念出发的东西。

结语：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带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形成了新的题材和风格。然而，站在当下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我们似乎对“十七年”中，作家集体丧失创作个性而感到十分诧异。十七年的整体意识形态就像一个巨大的神话，这个神话不是某个人的创造物，而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social collective imagination）的结果，权威话语又利用这一点，通过阐释，暗示来引导集体想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十七年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当集体想象失落的时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必然成为了一个扼杀文学及自我的替罪羊。其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及批评理论本身并没有错，而当人们将其定义为一种严格、刻板的标准，将其定义为一种应该普遍遵循的原则后，其本身的某些缺陷得到了放大，由此产生更大的弊病。创作方法的多样及自由创作环境的营造是文艺发展繁荣的必要条件以及终极追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十七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