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厂的故事——父亲系列

父亲带领县区干部在工作中，宣传抗日救国，扩建武装，既协助部队征兵扩军，还得兼顾组织自己的地方武装。起初，为部队扩充了新兵，部队就发军装；有的时候军装携带不足，就把老战士的上衣或者下衣先脱给新兵穿上；没有衣服可以脱换了，一个新兵就只给换一顶帽子戴上。可是，地方武装没有储备装备，也没有军装，只能用红布做个袖章，用毛笔写上“基干队”。

1940年初，县基干大队改名叫县游击大队，当时有9个班120多人。一个班的武器只有三五只大枪，其余的都是大刀、长矛，土枪、手榴弹。有长枪的没有那么多子弹，只好把小木棍或者秫秸秆截成子弹那么长，用纸包成一排一排的，装进子弹袋中，伪装成满满的子弹带。队里还有严格纪律：谁敢暴露了秘密，当汉奸论处。这样的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的队伍，怎么能有战斗力？怎么抗击日本侵略者，怎么能够保卫家园呢？

“我们一定要白手起家，把县大队建成一支能够重创敌人的人民武装！”

父亲带领大家向敌人夺武器，收集起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散丢在民间的武器，翻腾出老祖宗留下的家底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先武装起自己。

另外，也得再想办法，自己动手，力所能及地制造一些简易武器。

1940年7月，父亲决定开办一所作坊，制造部分武器装备，补充县大队的急需。经过筹备，在岔道沟村的一座古庙里办起了小小的兵工作坊。

起初，只能打制或磨砺大刀、长矛什么的，后来铁匠、木工能工巧匠多了，逐渐能维修土枪、土炮。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听到收音机里广播“白洋淀‘雁翎队’的故事”，里边提到“大抬杆”。我很好奇，问询父亲那是什么。父亲说：那是种老土枪，装填铁沙子，打一枪装填一次；有的需要两个人操作，一个在前抬扶着，一个在后瞄准发射。“我们那时候打炮楼子用过它。”我奇怪：那不是把前边那个的耳朵震聋了吗？父亲说：没法子，枪管长才能打得远，怕耳朵震坏只好轮换着抬枪。“这种枪装添的火药多了还能炸膛呢！”从此，对这种土枪我是有认知了。

过了些日子，时机成熟了，父亲把这所南山深处的兵工作坊扩建成有铁木、缝纫、制鞋三项内容的联合“兵工厂”，由县实业科负责。雇佣技术熟练的工匠师傅和能缝纫作女工的乡亲干活，发小米实物顶工钱。

父亲当时使用的是支二十响驳壳枪，他以前在涞源的时候曾经用过“独角龙”土枪。父亲太熟悉“独角龙”了，“独角龙”也叫“撅把子”，它是种结构极为简单土造枪，零件大约不超过十个，不需要太过精细的加工技术，熟练的有经验的铁匠完全可以打造。眼下没有正规制式的武器可以装备，又马上制造不出更精致的枪支，好歹撅把子能射击子弹，有了它可以防身也凑合打仗。它的性能虽然低劣，但最主要的特点是容易而且能够制作。于是他让工匠们试着制作“独角龙”。

枪的外形要仿照二十响驳壳枪的样式，统一由实业科科长吴介夫（1962年曾任蔚县县长）设计绘制；父亲亲自与吴介夫和工匠师傅商量研究枪的结构；具体设计和制造程序则由吴介夫和工匠师傅处理。

确实，撅把子的结构很简单，只有枪管和枪身两个部分。

它的枪管有的是一根铁管，有的甚至可以用几根铁条盘成，没有膛线，是“滑膛”枪。还有，它的枪管口径可以根据子弹的口径来制作，那就要看你拥有哪种口径的子弹占多数了。枪身没有复杂的装填机构，采用两段式铰链折中结构，每次只能打一枪，然后再装弹。从打开的弹膛尾部直接装填枪弹，发射后要将握把向下撅开退弹壳，所以叫做撅把子或者独撅枪、独一撅、独撅一、单打一。

至于撞针，就是一根铁条，大多数采用外露式击锤来撞击。射击前先把击锤扳开，搬开后，突出的击锤形状很像牛角，这就是“独角牛”称呼的由来。在差不多15米的距离内射击，这种枪的精度还行，超过这个距离，子弹就不知道飞到哪里了。

因为它一次只能打一枪，之后必须把枪掰开重新装弹，时间至少也得花费几秒钟，所以火力持续性差，如果一枪不能击中敌人，自己就很危险。

这种土造枪，质量高点的可以射击几十发子弹，差一点打上七八枪，也就差不多散架了。

性能如此低劣，为什么要首选“独角龙”作为“制式武器”呢？因为我们一穷二白，武器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抵御敌人的任何侵犯。好歹“独角龙”能够射击子弹，又比长矛大刀轻巧还方便携带，就是损坏了也好维修、再造，聊胜于无啊。

不久，“独角龙”造出来了，外形还美观，经过检验，性能与预期的差不多。大家很高兴，加班加点地生产，很快给县大队装备了一个排，号称手枪队。县区干部也都纷纷挎上了“独角龙”。

后任手枪队队长的张贵启（烈士，1941年底牺牲），就曾经用独角牛处死了一名狗汉奸。

铁匠打造出合格的“独角牛”枪，受到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的表扬。

父亲不满足光有“独角牛”，他发动老人献出祖宗创造并传下来的智慧，按照“一硝二磺三木炭”配比方法辗制黑色炸药。

我上小学时的时候，逢年过节家里给几毛钱买一两串小鞭炮，拆开一个一个点放着玩。放完了总是不尽兴，有次向父亲说起，什么时候能有一大堆炮，痛痛快快地燃放一次。父亲说：其实只要有“一硝二磺三木炭”，咱们也能做鞭炮。我很惊讶：什么是 “一硝二磺三木炭”。他说：硝是硝石，磺就是硫磺，木炭就是点火锅的木炭，三样混起来就是炸药。他又补充说：茅厕墙上的白芒也是硝。我听得受益匪浅！甚至有几次特地偷偷地到学校的茅厕（家里的厕所是冲水马桶）里从墙上刮了两小瓶芒硝，准备试制炸药。可是硫磺却无处可找。后来太原西山地区能生产高品质的硫磺了，给父亲送来两块样品，我悄悄地敲下了几小块。但是那时学校的厕所却已改成水冲式，墙壁上也不会有芒硝结晶了。有芒硝的机会与获得硫磺的时间总不能同步，因而失去了亲自实验炸药的机会。待到1963年《地雷战》电影上演时，片中说道：“‘一硝二磺三木炭’做炸药”，我总对伙伴说：我早知道了！——话又扯远了。

有了炸药，就试做雷管，然后让铁匠铸模具翻砂浇铸铁地雷。铁地雷生产出来，质量还算过关，可是生铁不容易找到那么许多，于是大家就摸索着琢磨出用黑炸药制造石雷的方法。在吴介夫他们的监督下，炸药中的芒硝、硫磺和木炭配比愈加精确，炸药更加稳定，效率更高，威力更大。在这个基础上，就组织大家推广造炸药、搞石雷。开始，由武委会的干部办训练班亲自教授自卫队，怎么做炸药、造石雷、埋石雷。后来发动群众也搞起了石雷。

要斗争就会有牺牲。盆道河村村长任福的儿子试验地雷，操作不当，突然爆炸，他躲闪不及，被炸身亡了。他刚结婚不到一年，家里人哭的那么地伤心，但当政府工作人员去他家抚慰的时候，任福和老伴以及媳妇对抗日工作毫无怨言，只是埋怨儿子不小心。

到后来，兵工厂甚至能制作手榴弹，并装填子弹壳，更新子弹了。

兵工厂在修造简单的枪支地雷的同时，父亲决定厂里（实业科）兼做制作军衣、军鞋等。按件计酬，以小米顶工钱。这样可以还减轻1939年水灾及日寇“扫荡”给群众造成的困难和负担，帮助他们渡过夏荒。

需要一批有技能的女工，由县妇救会组织。以松辉（烈士，1948年病逝）为首的妇救会，在县区各级的帮助下，很快动员了70多名手艺精巧的青壮年妇女参加进来，她们分别承担着缝纫军服，制作军鞋、袜子等工作。

县里的实业科科长吴介夫，眼睛近视，平时戴副近视眼镜，人称“眼镜科长”。他很能干，有文化肯钻研，是有本事的人。在那么残酷的环境里，有的人悲观失望，动摇退缩了，可他经得住考验，毫不动摇。兵工厂由他负责以后，他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中。妇女缝制衣服、裤子、鞋和袜子等，全靠手工，出活慢，开始的质量还不能保证。有心人吴介夫，他跟随武工队到山下开展工作时，看到有个镇子上的一家裁缝店生意并不景气，他连说服带动员，很便宜地买下两台缝纫机，让人帮着背到山上，这两台缝纫机就成了兵工厂的半自动化机器啦，他又设法动员山下有经验的老工人上山，传授经验，亲自操作机器。吴介夫也参与设计、验收。不久，机制服装加上妇女手工的合格产品，为我们的部队解决了着装问题。不仅为县大队统一换装，还能供给边区部队一部分服装鞋袜，受到地委的好评。

县区的机关干部和抗日队伍有了军装、鞋帽，又有了独角牛枪、铁地雷和石雷、手榴弹，县大队终于发展成一支以武装力量打击武装敌人的有强大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力量，各村的民兵也有了自卫的武器，逐渐结束了敌人扫荡时单纯躲藏挨打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