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

作者 马克斯 韦伯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爱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涂尔干遵循着孔德的方式，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进行研究。而韦伯以及他的同僚维尔纳·松巴特（也是德国社会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纳的则是反实证主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始了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

我们现在可以认为,韦伯在人类学意义上分析了在理性化了的社会系统生产过程中,产生现代(类属意义上的)人的那些生命秩序,这在许多方面都预现了当代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问的争论(HoltonandTuner198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现代性的道德意义(其实也同时是精神性的意义)难下定言,深怀焦虑,这一点已经在我们对现代性之后可能存在何种“现实”所抱持的疑虑之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当然,韦伯自已脑子里至少有-样东西很清楚,即现代性之后的世界注定将会是极其可怖的。他曾以一种绝望的口吻谈到:未来将会是极地黑暗笼罩之下的冰冷长夜.以格特和米尔斯两位学者为例,学省代代相继,而韦伯杜会学对他们的魅力却历久不衰,其中的- - 点原因便在于,他那深遮锐利的眼光，直抵那个黑暗世界的边缘。

内容

这本书包含了他最经典的两篇演讲 《学术为志业》《政治为志业》

在这两篇演讲集里 阐述了当宗教信仰被现代理性和理智取代，我们何处安身立命，心灵何以为家？

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也是临终关怀，他这样说，至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一一它有某种“意义”,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一就更难以证明了 .科学从来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现代医学这门在科学上已十分发达的实用技艺。用老生常谈的话说，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声明:医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叮能减少痛苦。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医生利用他所能得到的一切手段,让垂死的病人活着,即使病人恳求医生让自己解脱,即使他的亲人以为他的生命已失去意义,他们同意让他解脱痛苦,并且他们难以承受维持这种无价值的生命造成的费用或许病人是个不幸的精神病患者一因 此希望他死去，也只能希望他死去,无论他们是否费同这样做。医学的预设前提和刑法阻止着医生中止自己的努力。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牛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活,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出于自身目的的偏见。

这是一个关乎道德，法律伦理的问题，以至于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答案在哪里呢？鲍勃迪伦说过，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在政治为业之中，还有一种党派之中，一个特殊的代名词。党老大，典型的党老大都是绝对冷静的人。他不追求社会名望,在“体面的”社交圈里,这种“专业人上”是受到轻蔑的，他只追求权力,追求作为金钱来源的权力,但也为权力而追求权力，同英国的领袖相反,美国的党老大是在暗中工作,他的声音在公众中是听不到的;他向演讲者建议.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说些什么,他本人则保持沉默。除了参议员的职务外，他不接受任何官职,此乃一条通则。因为根据宪法,参议员参与官职的任命,所以主要的党老大常常亲自坐镇这个机构。官职的分配,首先是根据为党效力的多少,但也时常发生卖官素爵的,事,个别官职还有周定的价码。因此存在着~种卖官需爵的制度,在17和18世纪,包括教皇国在内的君主国.也常可看到这种制度。

他人评价

大体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为第一章韦伯小传。第二章为韦伯的政治关怀。第三章为韦伯的学术。 第一部分中的内容多数是来自《韦伯传》，以及韦伯著名的两篇演讲稿。第二部分便是以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韦一种志业》，分章进行结构组合。

在《以学术为业》当中，韦伯实际上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以学术为业”，这两种方式刚好对应着这篇演讲的两种中文译法，即“以学术为志业”和“以学术为职业”。

在韦伯的界定当中，这两种方式既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韦伯首先从德国与美国学术体制的不同，来论述学术工作者在维持生计都不可能的状态下，是很难持续其学术理想的。尽管如此，仅仅把学术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跟把学术作为一种毕生的理想和生活方式，还是有着显著的不同。

接下来，韦伯强调：学术热情并不等同于学术能力和学术成果，这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想不想做学术”与“能不能做学术”的区分问题。他同时提到：做研究与从事教学，有着截然不同的考量标准，对同一位学术工作者，要采取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套考量标准，是非常悖谬和不科学的。

可以看到，韦伯对于现代科层制和数目字管理背景下学术运作的种种弊端，有着非常强的预见性和准确判断。

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立场，在这篇演讲里也有较多篇幅的论述。在韦伯看来，科学研究不涉及终极关怀，在价值多元化的世界里，科学唯有保持价值中立，才能维护其超然的学科地位。

如果说《以学术为业》更像是一篇面向大学生的演讲的话，那么《以政治为业》在很大程度上，倒更像是一篇结构完整的研究报告。现代政治学里的诸多重要命题，在这篇演讲里都有所体现，比如国家之于合法运用暴力的机构的定位、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发端、政治权威的三种类型、政党制度以及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合格政治家的必备素质等。当代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命题，很大一部分仍然延续着韦伯在这篇演讲里提出的问题意识牵引。

在这里，我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这样两个论断：

第一，法律理性主义的盛行是导致绝对专制国家(冯克利先生这里的翻译，指向的应该是“绝对主义国家”或者所谓“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必要条件，全民意义上的对法律的遵从与敬畏，恰恰使得构建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成为可能。由此，我们能够深深体味“法治”与“民主”这两个词汇的不同指向。

第二，韦伯点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双重困境：如果采取卡里斯玛式的领袖民主制，那么这种带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存在，必然会破坏现代国家的科层和制度;但是如果采取无领袖的民主制，或者所谓“法理权威”的民主制，那么国家所必然面临的，又是无休无止的派系斗争，以及过度科层化带来的人浮于事和人的异化。我们必须承认：韦伯提出的这样一种现代政治的二律背反境地，直到今天，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美妥善地解决。

在这篇演讲的最后，韦伯强调：合格的政治家，应该是能够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予以很好的结合;而政治的本性，就必然会面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冲突。在这里，韦伯的潜台词是：为了一个高尚的政治目的，那么相对卑劣和不太能走得上台面的政治手段，或许是可以接受的。

摘要韦伯官僚制度 韦伯认为组织的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所谓“官僚”，是指这种组织的成员是专门化的职业管理人员而言，并不含有一般语境中使用“官僚”一词的贬义。为了避免误解，有些学者把韦伯所说的官僚组织，改称科层组织。韦伯认为，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组织是对大规模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形态。

韦伯指出，在这三种组织类型中，只有传统组织和官僚组织才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个人崇拜组织与这两种组织差异极大，它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因为无法保持领袖人物魅力的弥久弥新，或者领袖人物隐退去世等等，个人崇拜组织从诞生起，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例如宗教组织在其创立时必须依赖于领袖的神圣光环，但要将信徒对领袖的顶礼膜拜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教义和规则，它就开始转变成传统组织。古代王朝的创立时期，常得益于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们信赖他那种拯救社会的神力，对乌托邦式美好世界的追求形成对领袖的拥戴，并焕发出“打江山”的动力。而一旦转入“坐江山”，就得实现权威的转变，把神力变成传统，制定典章制度，个人崇拜组织随之平凡化，变成传统组织。

传统组织与官僚组织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实质有很大不同。在官僚组织中，由制度规定组织层级、部门划分、职位设置、成员资格，能够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节制体系和部门结构，组织成员是否胜任仅仅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他对组织领袖的个人忠诚和个人依赖。传统虽然也有规章体系，但它的典章来自传统习惯，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喜好偏爱、社会特权的基础之上。所以，传统组织中有法律制度，但不可能有法理权威。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组织的司法是不规则的，组织运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