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引入历史学的大局观
一、奥卡姆剃刀
一个理论的解释力度，取决于其简单程度。这个原则被14世纪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所定义，所以称之为“奥卡姆剃刀”。
从宇宙无限大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点都是其中心，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取代了托勒密体系，就是因为“日心说”无须复杂的补充说明，与其在各大星体围绕地球转的计算中，添加过多的辅助条件，不如将太阳设为中心来计算，这样就简明很多。
奥卡姆剃刀就是遵循经济原则：越简单的理论，其解释力度就越大。如果在人类（Homo sapiens）的演化中，找到能够解释为何人类取代了其他人族成员，如尼安德特人、直立人，成为了主宰地球的物种，那这把“奥卡姆剃刀”，或许就是邓巴等人提出来的“社会脑假说”。
过去对于人类史的介绍，往往将重点集中在农业文明产生以后，而对于史前史或者说人类产生的几百万年历史则一笔带过。仿佛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未有太大变化，仿佛采集狩猎时代的祖先不过是茹毛饮血的蛮人，文明或者文化的火花还没有点燃。
由生物学带来的变革性观点的引入，让人类史前史有了更为科学的手段。尤其是通过基因来追踪人类走出非洲的迁徙过程，让我们的考古变成了分子人类学（见拙文《抄起一把分子人类学的实锤》）。
这是一次生物学带来的考古革命。
二、社交心智
然而，一堆骨头和骨头里提取来的DNA并不能告诉我们，在演化的几百万年里，人类的认知是如何出现了革命，考古学依旧遵循着“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与计算机科学所说的WYSIWYG是一个意思）的原则，提醒研究者们不能给予考古证据予以过多的解读。
要想在分子人类学和考古学所研究的庞大材料中，提取一条人类认知演化的步骤，或是构建出一套人类心智成长的路线，并非不可能。历史学需要像上次欢迎生物学一样，应该再次给予心理学热烈的掌声。
197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并与脑神经科学和演化论一起，已经成为越来越备受关注的实验科学方法。而这次我们只需要将最新的心理学观念的引入，就能让史前史的研究焕发新生。尤其是“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在构建人类认知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了莫大的影响。
马修·利伯曼在其著名的《社交天性》一书中指出，人类大脑天生适合于社交：
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与他人相互连接。人类的社会心理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亿万年前最早的哺乳类动物时期，而余下的社会心理则是在最近才进化出来，而且很可能是人类独有的。（摘录来自: 马修·利伯曼：《社交天性：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
利伯曼提出了神经科学的证据，并构想出来了人类个体成长与人类演化之间的关联。这种比较类似于胎儿成长过程中所再次经历的演化过程一样。
进化与个体成长（引自利伯曼《社交天性》）
邓巴则进一步指出，大脑新皮层与群体规模之间有着恒定的关系，即“邓巴数”。既然新皮层的增加与群体规模之间具有如此强烈的连接，那么人类大脑的演化则就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
进一步，邓巴引入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所提出的“意向性立场”（intentional stance），并根据“心智理论”，将认知划分为六个层级，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发展阶段（见拙文《让莎士比亚得以垂史的六阶意向性》）。
三、意向性的演化
在《大局观从何而来》一书的引言中，邓巴等作者如是说道：
学术界才刚刚着手处理心理学和考古学的整合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见证了认知考古学的产生。这一学科是在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和美国考古学家托马斯·温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了解工具制造和艺术创作的认知需求。
《大局观从何而来》中文版封面
在该书中，研究者进一步把六阶意向性扩展到了人类与其他人族的演化中。
来自动物行为学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灵长类动物和少数其他哺乳动物如大象和海豚具备第一阶段的意向性，即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们能在镜子中认出来自己，其他动物则无法辨识。
引自《大局观从何而来》一书
而从第一阶上升到第二阶段，是认识水平的一次提升，只有人族的成员和类人猿能够理解别人的看法，正如著名的灵长类动物研究者德瓦尔在《黑猩猩的政治》一书中所指出的，黑猩猩善于玩弄心机，使用“权术”。儿童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学会了撒谎。
因此，很多人把这种“心智理论”等同于16世纪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权术论，虽然不好听，但确是实情。“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应该改为“有心智的地方就有权术”。
而从第二阶意向性迈向更高一层，就不仅仅需要理解别人，而是知道了别人与自己的看法有可能不同，就需要调节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差异。能做到这一点，只有脑容量提升到900毫升之后的人族成员才具备的。
以考古学“所见即所得”的思路，海德堡人及尼安德特人留下来的考古记录，比起人类出现后留下的大量艺术品，显得不值一提。因此，就给人留下来了它们不过是野蛮人的偏见，没什么艺术细胞，更与人类存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
但邓巴等人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知道别人与我们相信的东西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于一个超越了我们自身，能够调和我们不同人的经验与认识的共同认知作为基础，这是宗教信仰出现的阶段。
从这些考古记录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具备一定的信仰，类似萨满教的仪式，和祖先崇拜。要具备这样的信仰，那么在认知上也一定达到了第四阶段的意向性等级。
毕竟，尼安德特人和人类相处了好几万年，最终是人类而不是他们占据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必定在认知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邓巴等人指出，人类跨越第四阶到第五阶的得以认知飞跃，得益于语言的发明。
有了语言，我们就可以虚构，可以使用复杂的语法来讲述故事，构建神话。可以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之网，将团体凝聚在一起，有了脑容量、新皮层的增长，人类150人的团体就能变得更加大，变成部落、王国和国家。
结论
邓巴等人把人类认知的提升归结为“社会驱动”，而不是火的使用或是语言的发明。从而将心理学整合到了考古、历史和生物学的研究中来，“社会脑理论的一大利处是，它能解释许多生物学和考古学无法阐明的问题。”
因此，“社会脑假说”如同一把奥卡姆剃刀，剃掉了冗余的猜想和证据，让人看到的是历史学结合了心理学所生成的大局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