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8.15~理论与地气

上午10点与徐建军一起到滨海与经发局对接座谈十四五规划的事，见了王春风副局长和张新斐科长，谈到11：20左右回潍。

规划其实此前我看了很多资料，下了不少功夫，但几次都和他们的思路不一样，昨天早上7点张又来电话，于是约了今天10点去滨海。

边谈边想了一些事，散记如下：

1.关于创新，学术研究和智库成果要求是不一样的。

关于这一点我最近教训很大，反思也很多。

先是周主席的“17+1"书稿，折磨了我2年，最后进了恶性循环的误区中。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不会糊弄，就觉得必须要有创新，一定要是自己的新观点，一定要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心里才踏实。而事实上，书稿，包括智库的东西，很多都是整合别人观点和材料拼起来的。

我不愿意也不敢抄或用别人的，结果只有两种：一是我自己太累，现在的问题大家都有研究，我哪里去弄出这么多创新来？二是别人不接受。尤其是公务员系统的，他们对前沿本身没那么敏感和了解，并且大家都是行政机器上的一环，政治生态也不允许他们标新。何况创新的观点肯定只是一家之言，很难一开始就成共识，并且因为是创新，所以难免有观点也偏颇甚至完全不正确。

这次的规划思路迟迟和经发局对接不起来，我想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则是出发点不同。

2.关于研究的出发点，学术研究和智库成果也不一样。

学术研究是为未解的问题求证可能的解决方法，对现有的问题推算发展路径，预测未来的结果。因此，学术研究是基于当下的现实，运用理论工具，推演出未来目标。

智库成果是领导或上级定了未来目标，研究目的是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默认的前提是这个目标是科学可实现的，不用再讨论（甚至绝对不能质疑）目标本身是否科学。

这次规划和经发局他们的要求对接不起来，这也是重要原因。我前期一直在基于滨海的基础和未来外部宏观环境变化框算十四五可能达到的目标，觉得先科学确定了目标，第二步才是具体规划完成目标的路径。而他们说目标按领导说的算，我们要做的直接就是第二步，规划怎么完成领导定的目标。

他们和我其实都对，只是大家身份不同，所以出发点不同罢了。

3.关于前瞻性，学术研究和智库成果也有些不同。

预测性的学术研究一定是走在现实之前的，越在前沿越有价值。智库成果则是在前沿和当下的结合处。太超前了，领导没认识到的，就无法达成共识，就不被认可。

我这次和滨海规划的对接，也存在这个问题。

十四五期间，整体来看，外部环境（与西方主要国家）会非常恶化，国内经济结构累积的问题已到了必须化解的时期，二者叠加，十四五期间会是个蹲苗蓄势的时期，发展速度绝对不会快了（也快不了），清华大学鞠建东认为比美国快3.8%即可实现10年后（到2030年）GDP赶上美国，国家发改委前规划司司长认为5-6%的增长是合理可期的。

滨海2016-2019四年的简单平均增长率不到4%。当然，现在打下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了，十四五期间可以集中发力的大项目不少，但是，当下，未来一段时间更会是，外部环境太严峻，产能过剩是世界性的问题，企业不是能达产就行，关键要有市场卖得出去，大企业产品销不了，说垮也是几年间的事。所以过分理想可能并不可取。

另外，一些理念比如产城融合，是滨海的优势牌之一，现在的前沿是产城人融合。这二者有很大区别，前者是以产业为基础，以产兴城，城市资源围绕产业发展配置，后者是以人为出发点，城市资源围绕"以人为本"配置。前者的逻辑是产业吸引了人，人集聚成了城；后者的逻辑是城吸引了人，人成就了产业，产业发展支撑了城（市发展），从而形式“人-产-城-人"的自加速螺旋发展模式。

这样一个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中央顶层理念的一个观念，我今天和他们三位谈起来，尚且被误解颇多，何况将来规划需要那些我可能根本没机会和他们解释沟通的人批准认可，所以前沿的度一定要把握好。

4.关于理论的适合性。

最近有件事一直在反思，缘起自范老师说起他给甘南东乡县扶贫干部（村支书一类的人）讲座，评价非常高，他说他知道这些人要给他们讲故事为主，而高层次的班，比如处级干部班，中青年后备干部班，讲深一点的理论，他们反映会更好。

于是想起上次我去滨海讲座，我觉得讲的是上手就可用的经济分析模型工具，对政府人员做分析应该是非常有用的，至少有助于他们少犯常识性的错误。但后被提醒理论太多，应多讲他们马上能用的东西。我想也是这个原因：区级的公务员主要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所以决策分析工具他们其实用不上。另外，隔行隔山，我融会贯通后知道这些理论和工具可迁移应用至工作生活的很多方面，听课的人如果没有这些相关的知识做背景，其实是想不到也不会用他们的。

因此，是我在理论的适合性上做的不到位。以后搞讲座，一定多注意这点。

5.关于思维方式的差异。

王春风局长有句话我很受启发。在谈到当前开发区剥离社会职能等的改革时，我们有共识，都认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适合当前的山东实际。但面对这些看到的不合理之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写建议，通过各种渠道呈报，争取高层听到我们的声音，能有所改进完善。而王局长的反应是：上级决定的，先执行。在执行中，在上级允许的尺度内争取最好。

可见，我是典型的学者思维，理想，不受拘。这一思维的好处是可以使政府少出昏招。局长是典型的公务员思维，现实，守规矩。这一思维的好处是政策贯彻执行力强。

如果有渠道让二者结合起来就好了。因为山东当下的问题之一，就是即便省里的决定不科学，是胡干蛮干，下面也加倍认真的贯彻落实。这使上级政策少了一次纠偏的机会。南方的省份风气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从不和上级对抗，但是执行的力度却并不一刀切，适合自己省的，有利于自己省的，就加倍认真贯彻，其余的，就只求过得去及格不追责。

6. 最后，以几句闲话来例证理论并非总是对的。

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组织到东风大街欢迎凯旋的对外自卫反击战英雄，各班挑人去，最后，全班只有一个女生没被挑上。你猜到了，那就是我。

按现在我学过的教育理论，这个童年的事件会给我造成心理阴影。但事实是，当时我不在意，没阴影，现在更不在意，更没阴影。既没因此觉得我多丑才成为全班最丑的女生，也没觉得老师就是对我有成见，大家该是有多么不喜欢我。我扭头想到的是，不用去正好，省我点儿事。

可见，理论终只是在诸多假设条件下才成立的理论。更活生生的，是不考虑假设条件的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讲，滨海经发局他们的观点是对的。也感谢有这样一个编规划的机会使我能更接地气的思考这些问题，有机会因此成长，有机会把成果写在故乡的大地上。

附张现在的相片吧，看上去，五官也算周正，身材也算适中，不至于全班最丑。哈哈哈。

48岁，中年
越老越和父母像了，长成了父母的联合体：爸爸的眼睛，娘的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