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重译-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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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关山

第一章导论

尽管大家可能还没怎么注意到，但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正面临着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转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几年越南、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战争。这几次战争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因为这是完全独立的革命政权之间最早爆发的战争，而且也是因为交战各国竟没有一方曾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来阐释这些战争。虽然我们可能会从“社会帝国主义“、“捍卫社会主主“等角度来分析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以及苏联对德国（1953年）、匈牙利（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和阿富汗（1980年）的军事干预，但我想没人真会以为中南半岛上发生的事可以用这些词儿来解释。

如果说越南在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对柬埔寨的入侵和占领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权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传统战争[1]，那么1979年2月的中越战争则也属于同一类型。只有最笃信的人才敢打包票说，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在任何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国家间战争中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更别说小一点的社会主义国家了——都会站在同一阵营。可谁又能保证将来有一天南斯拉夫不会和阿尔巴尼亚打起来呢？那些想要苏联红军从东欧营地撤出的各类群体应该回想一下，自1945年以来，正是这些无处不在的苏联红军避免了这一地区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上述的这些讨论，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以民族来自我定义，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等，这样以来，这些革命就在从革命前继承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相反，苏联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却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共性，即不用民族来为国家命名。这表明，这两个国家不仅是19世纪民族主义出现前王朝国家的受益人，而且是开启21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有实现民族化的趋势，也就是实现民族主义。没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不会继续下去。”[3]这段话非常正确。但是这一趋势并非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几乎每年都有新成员加入。许多过去认为已经稳固了的“老民族”，现在也常常面临境内一些“亚民族主义”的挑战，这些民族主义自然梦想着有一天能摆脱亚民族主义的身份。现实很显而易见：长久以来人们预言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还远没有到来。的确，民族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生活中最具有普遍合法价值的属性。

但如果事实足够清晰，那么对它们的解释则只是一个长久以来饱受争议的话题罢了。民族、民族属性（nationality）、民族主义——这几个名词是出了名的难定义，更不用说还要拿来分析了。尽管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能合理解释民族主义的理论却少之又少。休·赛顿-沃森写了一部关于民族主义的英文著作，这是目前为止关于这一主题写得最好、覆盖面最广的一本了，同时他还继承了非常传统的自由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观点。赛顿-沃森曾悲伤地讲道：“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根本无法给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实际上民族一直存在着，也会继续存在下去。”[4]汤姆·奈伦，则继承了并不怎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主义科学观点，他所著的《不列颠的崩解》非常有开创性。奈伦曾直白地评论道：“民族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重大失败。”[5]但是尽管这种声明有些误导，但从某方面来说，这说明了人们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自觉探索，但在给民族主义定义的道路上，并没有得出让人满意的结果。比较准确地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是一个如鲠在喉的反常现象，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主义并没直面民族主义，而是略过不提。不然如何解释马克思在他那篇令人记忆深刻的1848年宣言中，竟没有明确解释那个关键的形容词：“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6]“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用了一个多世纪，却没有认真地从理论上说明“民族”在此的意指，这应该如何解释呢？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资产阶级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为何这一特定部分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如此重要呢？

本书的目的在于尝试给这些异常的民族主义现象提供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我认为在对这些现象的处理上，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解释都十分苍白无力，如同晚期的托勒密一般，只是努力“挽救这些现象”，因而我们亟需调整视角，用哥白尼式的精神来探索这些现象。我研究的出发点是：不管是民族归属，还是有人鉴于这个词的多重含义而倾向表述的民族属性，抑或是民族主义，都只不过是同一概念在不同文化下的产物。要想恰当地理解这一概念，我们需要仔细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如何出现，它们的含义又是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发生变化的，以及为何在今天它们能具有如此深刻的情感合法性。我会尝试论证：这些出现在18世纪[7]末期的词汇，是从各种历史力量的“交汇”混杂中自发蒸馏而成的；但它们一旦产生，就变得“模块化”，它们能被移植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程度不一的自觉性，它们能够吸纳和融入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我在本书也会尝试说明为何这些人造的词汇能够激起如此深的共鸣。

概念与定义

在解答以上几个问题之前，我们最好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族”这个概念，并且下一个可行的定义。有三个关于“民族”的悖论，常常让民族主义理论家们感到困惑和恼火：（1）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民族是一个现代的客观概念；而在民族主义者的眼中，民族又是一个古老的主观概念。（2）在形式上，民族归属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概念具有普遍性——在当今世界每个人都能够、应该而且会有一个民族身份，就如同他或她一定拥有性别一样；而民族归属在具体表现上则会呈现出特殊性，例如“希腊”民族从定义上来讲就有特殊性。（3）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而在哲学上就显得十分匮乏，甚至不连贯无条理。换句话讲，与大多数的其他各种主义不同，民族主义从未产生自己的伟大思想家，既没有霍布斯、托克维尔这样的人，也没有马克思、韦伯这样的人。民族主义的这一“空洞”很容易导致国家化多语种的知识分子对其产生轻视，就会像格特鲁德·斯泰因看到奥克兰时候一样，很快得出结论“根本没有民族主义这回事”[8]。汤姆·奈伦就是一个典型，即使是像他这么有同情心的民族主义学者，也都曾写道：“‘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理学，就像人不可能避免会患上‘神经衰弱’一样”，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讲也跟这种病症一样有着类似的模糊性，内里存在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可能，这根源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所面临的一种两难境地，即被迫向前推进（这就相当于社会患了幼稚症），而这一病症基本上是无药可医的。”[9]

还有一部分困难是由于人们会下意识地把“民族主义”当作一个专有名词（但是人们却不会把“年龄”当成专有名词），并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请注意，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年龄，那么年龄只是一种分析性的表达词汇而已。）我想，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像“亲属关系”或“宗教”这样的概念，而不是当成像“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事情会变得简单些。

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建议给“民族”下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一种有限定范围、并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象的，是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见过或者听过这个民族里的大部分成员，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10]谈及这一想象时，勒南温和地讽刺道：“然而民族的本质在于每个成员都有许多共同的选择，同时每个成员也都遗忘了这些选择。”[11]而盖尔纳则略带粗暴地提出了一个可供比较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编造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12]但这一表述的缺点是，他太过于急切地想揭穿民族主义所伪装的假面具，以至于他把“编造”等同于了“捏造”和“虚伪”，而不是“想象”和“创造”，因此这就意味着相对于“想象”的共同体，还有“真实”的共同体存在，它们的地位优于这些想象的民族。事实上，所有比那些成员能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共同体都是想象的（或许连这些原始村落都是想象的）。不同的共同体是靠它们想象出来的风格来区分的，而不是靠它们的虚假性或是真实性。爪哇的村民一直认为他们与素未蒙面的人有着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一直都被当作某种可以无限延伸的亲属或保护关系。直到最近，爪哇语中都还没有可以表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的词汇。今天我们可以能把法国旧制度的贵族当作一个阶级，但是他们也是很近代才被想象为一个阶级的。[13]对于“谁是X伯爵？”这样的问题，答案通常不是“贵族阶级的一员”，而是“X地的领主”、“Y男爵的伯父”或“Z公爵的侍从”。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定范围，是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纵使有十亿成员，纵使边界不固定，也还是有限的，在它之外总有其它的民族。没有哪个民族会把自己等同于全人类。哪怕是那些最富有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像基督教徒那样疯狂地认为有朝一日全世界的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中的成员。

人们想象民族想有主权，这是因为这个概念诞生于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破坏了神谕的、阶层制王朝合法性的时代。民族发展成熟之时，人类恰好进入一个多元时期，在这个时期，即使是最虔诚的大众宗教信徒也不得不面对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同时还要面对每种宗教的本体论主张与它们所支配的领域本质都是相同的，民族于是梦想着实现自由，而如果民族是在上帝的管辖之下，就是实现直接的自由。衡量这种自由的尺度和象征就是主权国家的出现。

最后民族被想象成一个共同体，这是因为尽管每个民族的内部都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和剥削，但民族总被设想为一个深刻而平等的同志情谊。最终证实这种友爱的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成功地驱使数百万人为着想象的有限共同体前赴后继，抗争或捐躯。

这些死亡突然迫使我们面对民族主义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近代史上（还不超过两个世纪）这种有限的想象体究竟为何能激发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我认为要想解答这个问题，要先探究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

[1]这种陈述方式只是用来强调战斗的规模和形式，而非指责任何一方。为避免可能引起的误解，在此需要解释的是：1978年12月的入侵，可追溯到1971年两个革命运动党之间的武装冲突。1977年4月之后，由柬埔寨人发动越南人旋即参战的边界突击行动规模和范围开始逐步扩大，并在1977年12月升级成一场越南的大规模入侵。然而这些突击行动都不以推翻敌方政权或占领大片领土为目的，而且参与冲突的部队人数也无法和1978年12月所部属的部队相比。关于这场战争的起源的争议叙述地最为周详的，请参见：斯蒂芬·黑德（Stephen P. Heder）：《柬埔寨——越南冲突》（The Kampuchean-Vietnamese Conflict），收于戴维W.P.艾略特（David W.P. Elliot）编：《第三次中南半岛冲突》（The Third Indo China Conflict）,第21-67页；安东尼·巴纳特（Anthony Barnett）：《共产政权间之冲突与越南》（Indo-Communist conflict and Vietnam），载于《亚洲学者关注期刊》（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2-9页；以及劳拉·萨默斯（Laura Summers）：《安东尼·巴纳特应过度以柬埔寨为荣与为耻的战争与社会主义》（In Matters of War and Socialism Anthony Barnett would Shame or Honor Kampuchea Too Much），前引书，第10-18页。

[2]凡是对将苏联与联合王国进行类比表示质疑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联合王国都代表了什么民族：大不列颠——爱尔兰？

[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不列颠的崩解>一书的一些思考》（SomeReflections o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105号（1977年，9-10月），第13页。

[4]见休·赛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著《民族与国家》（Nations and States）第5页。

[5]见汤姆·奈伦（Tom Nairn）《现代贾纳斯》（The Modern Janus），载于《新左评论》，94号（1975年，11-12月号），第3页。这篇论文原封不动地收录在《不列颠的崩解》中，作为该书的第9章（第329-363页）。

[6]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5页。在对任何理论的解释中，“当然”这两个字应该在出神的读者眼前亮起红灯。

[7]正如艾拉·克米雷能（AiraKemilainen）所注意到的，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孪生“奠基者”汉斯·科恩（Hans Kohn）和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个时间。我相信除了在特定国家的一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以外，他们的结论并未被严重地质疑过。克米雷能还注意到“民族主义”这个词直到19世纪末期才被广泛而普遍地使用。例如，在很多标准的19世纪辞典当中并未收录这个词。虽然亚当·斯密著有《国（nation）富论》，但他只不过把这个名词当作“社会”或“国家”而已。艾拉·克米雷能《民族主义》，第10页、33页、48-49页。

[8]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在20世纪30年代重回美国加州的时候，发现自己记忆中的家乡已不在时，发出的感慨——“no there there”，意指家乡已经没有记忆中的家乡了，此句引申为所谓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译者注

[9]汤姆·奈伦（Tom Nairn），《不列颠的崩解》，第359页。

[10]比较休·赛顿-沃森（Seton-Watson）在《民族与国家》（Nations and States）的第5页写道：“我认为当一个共同体内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产生了。“

[11]厄恩斯特·勒南（Ernest Renan）：Qu’est-cequ’une nation，收于《全集》（Oeuvres Completes），第一卷，第892页。他又接着说：“所有法兰西公民都似乎已经遗忘圣巴托洛缪惨案与13世纪发生在南方的屠杀事件。在法国，不超过十个家族能证明自己祖先就是法国人……”

[12]厄恩斯特·盖尔纳：《思想与改变》（Thought and Change），第169页。

[13]例如，霍布斯鲍姆为了“修补”这一情况，就说在1789年的时候贵族占全国2300万人口中的40万之多。（参见他的《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第78页）。但是在旧制度时代，人们能够想象到贵族这一群体的规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