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城内雷允上，东吴遍地是名医
雷允上的江湖地位
小时候读三国，“大凡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言以蔽之，才有了汉朝的分崩离析和晋朝的一统天下。但脑子里始终没弄清楚三国时期的魏版图在哪，蜀在哪，东吴又在哪呢？
10月23日随健延龄杯“本草英雄”中医药文化传播大赛团队顺江而下，歇居苏州四日，这才深刻地印记了周瑜，是在苏州这座美丽而婉约的城市里“玉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
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的周太王生有三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姬昌，但根据当时的传统应该传位给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定居于梅里（今江苏无锡的梅村），自创基业，后定都于吴，即今日之苏州，建立了勾吴古国。过了19代以后，蛮夷的江南开始繁荣昌盛。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死。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zhài），三子余昧，四子季札。季札贤能，寿梦生前也曾想让位于他，但季札避让不答应，于是让诸樊继位。诸樊死，为了最终能把王位传给季札，王位改由兄传弟，于是让余祭继位；余祭死，余昧继位；余昧死，季札才得以继位。季札被封在延陵，因此号为延陵季子。吴姓的礼让之风可谓由来已久，到季札这里登峰造极。直到现在，吴姓客厅仍高悬着“延陵祖德敦三让，渤海家声振万年”的中堂。
而三国时期的东吴却出现了一个彪悍的孙策，还虏走了庐江的大小二乔，锁于铜雀之楼，却怎么着都和婉约的东吴不对称。且是后话，不提。
苏州自古人文荟萃，千百年来，形成了辉煌灿烂的吴文化，而吴门医派即是吴文化的精华之一。是日，姑苏城外，夕阳落下，繁星点点。数经著典，在璀璨的吴文化辉映下，吴门医派跃然纸上。
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吴县东山人。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1642年，大明崇祯15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医生们都用张仲景的伤寒法治疗，毫无效果。吴又可亲历了每次疫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推究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治验所得，撰写了《温疫论》一书，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他以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与伤寒病绝然不同。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赢得了后人的广泛尊重。
摄于苏州雷允上中医馆
叶桂（1666～1745），字天士，号香岩，吴县人。他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叶桂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辩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张仲景《伤寒论》之残缺。其功劳甚巨。
叶桂在世八十年，临终前警戒他的儿子们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这是一个对自己的言行极端负责的仁者之言。同时也彰显出他在医学上、乃至人生哲理的追求上所达到的极高境界。
摄于苏州雷允上中医馆
吴门医派及其创立的“温病学说”在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享有无可替代的显赫地位。
雷大升（1696--1779），字允上，号南山。清雍正元年，雷允上负病北上入都“应京兆试”，到京后，病情加剧，卧床不起，未能应试，启程返里，自此无心仕途，弃儒从医，从事丸、散、膏、丹之修合。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姑苏老阊门内专诸巷天库前周王庙弄口，开设了诵芬堂老药铺，始创雷允上药业。雷大升医术高明，“治病无不效”、“遇贫者与之药”，于是，声名鹊起，名操姑苏，蜚声杏林。后著书《金匮辨证》、《要症方略》、《经病方论》、《丹丸方论》等典籍。这是不是最生动的因病至伟的故事了。
摄于苏州雷允上中医馆
相传，某一天，雷大升上山采药，忽然发现一条毒蛇缠着一只癞蛤蟆，不多久，毒蛇竟然僵硬而死，癞蛤蟆却坐跳自如。他感到很奇怪，就把这只癞蛤蟆捉了回去。经反复研究，雷大升终于揭开了谜团，原来，在癞蛤蟆的皮肤上长着很多突起的毒腺疙瘩，能分泌出白色的毒腺液体，毒蛇就是中了这个毒才导致了死亡。于是，雷大升从癞蛤蟆身上提起了蟾酥，经反复研究、推敲，制成了著名的六神丸。从此六神丸名声大震，闻名遐迩。
300年过去了，六神丸做为温病学派的传承药方仍被国家列为全国四大绝密处方之一，同时也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制做六神丸的微丸技术同样也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最高级别的保护。此微丸技术世界独雷允上药业所有，一千粒丸药仅重3克，真不敢想象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手工技艺。
摄于苏州雷允上中医馆
雷大升前后，吴中医派一发不可收，先后出现了吴医渊源人物戴思恭 、王仲光、 韩奕 、王履；温病学说人物吴又可、叶天士；吴中世医葛氏世医、 郑氏妇科 、韩氏世医、 裴氏儿科、 闵氏伤科 、金氏儿科；苏州儒医薛生白 、徐灵胎 、章太炎；吴门御医周广、 盛寅、 钱瑛、 卢志、 薛铠、 薛已、 徐镇 、刘观、 徐灵胎 、曹沧；姑苏仁医王鏊 、顾鼎臣。
是夜，姑苏城外，皓月当空，星罗棋布。
清末民初，随着西医进入，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医文化受到冷落，如果不是施今墨，中医已经遭遇灭顶之灾。
施今墨（1881-1969），原名毓黔，字奖生，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提倡中西医结合。1929年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案》，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生存，岌岌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同业，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施今墨善于处方，精于配伍。其处方多由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其意，药味虽多而不乱，主次分明，配合巧妙，结构严谨，浑然一体，往往数剂即见功效。他特别善于双药合用。流传于世的《施今墨对药》，高度体现了施老用药”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之技巧。
在试验抗衰老药物初获成功的基础上，1959年的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大会上，施今墨作了《关于抗老强身的科学根据、社会基础和医药方案》的发言。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变事后医疗为事先保健预防”是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的责任。古人治未病的思想，应该继承发扬，利用中国传统医学养生理论开发中药保健品，强身健体抵抗衰老是治未病思想的实践。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有着三百余年历史的医药老店苏州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根据施今墨的填（精髓）、养（气血）、调（脏腑）、固（本原）方，开发研制出“健延龄”胶囊，即是对施老坚持治未病、强调抗衰老精神的贯彻，也是对《施今墨对药》的有力传承。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施老也可以在吴门中医派立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吧。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孙策和周瑜能文能武，却终究抵不住长江之水的洗礼；大乔和小乔能歌善舞，也终究不能和英雄善始善终。而做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一的吴门中医文化瑰宝，必将在人杰地灵的苏州、在300年中历久弥坚的中华老字号药铺雷允上得到永久的传承。在严格遵从雷允上祖训“精选道地药材永执其信，虔修丸散膏丹上品为宗”的指引下，也必将把吴中医文化发扬光大，走出国门。因为，在东吴这遍土地上，在老祖宗泰伯和仲雍南下江南采药的渊源中，姑苏人的骨子里就注定了中医中药亘古不变的基因。
摄于苏州雷允上中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