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事焉

“宁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加存养的功夫”，对初学者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好处。但将处理事情和存养心体分作两件事看待，就有弊端。孟子说“必有事焉”，君子终身的学问都在“集义”。义就是宜，心能够处事得宜便是义。能致良知，心就处事得宜，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待人接物、应对事变，当做则做，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思考，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心安理得。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勉强干自己才智不能胜任的事情，都不能致其良知；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是为了致其良知。如果说“宁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存养心体”，这也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厉害，而以爱恶取舍，所以把做事与存养心体看作两件事了。这就是重视本心、忽视做事的心态，就是“自私用智”，就是把义看作为外在的东西，便会出现“心感受不到，便去气上探求”的毛病，这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理得的功夫。
所谓“振作坚持，做完事后就疲惫不堪”，又说“迫于形势，精疲力竭”，都是把做事和存养本心看作两件事，所以才会如此说。但凡学问功夫，精一就是诚，三心二意则是伪。这些都是因为致良知的心还不够真切的缘故。《大学》里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你何曾见过讨厌恶臭、喜欢美色需要振作坚持的吗？何曾见过做完这些事后疲惫不堪的人吗？由此可以知病根所在之处了。

今年来到山中讲学的人，常常说“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我询问原因，他们就说：“稍有意念便是助长，一不留意便是忘记，所以很难。”我就问：“忘是忘记什么？助是助长什么？”他们默然无言，便向我请教。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讲学，只讲“必有事焉”的功夫，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时时刻刻去“集义”。如果时时刻刻用“必有事”的功夫，其间有中断便是忘记，就需要“勿忘”的功夫；时时刻刻用“必有事”的功夫，求速之心切便是助长，就需要“勿助”的功夫。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之上，“勿忘勿助”只是在其中起个提点警醒的作用。如果功夫原本就不间断，便不需说“勿忘”；功夫原本不求速效，那么便不需说“勿助”。如此功夫何等明白简单！何等洒脱自在！如今却不在“必有事”上用功，却悬空苦守着“勿忘勿助”，这好比是烧火做饭，锅里不添水加米，却专门去添柴加火，不知最终能煮出个什么东西！恐怕火候还没调好，锅已经先烧破了。近来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的毛病正是如此。整体凭空去做“勿忘勿助”的功夫，茫茫荡荡，全然没有落实下手之处，最终只落得个死守空寂的功夫，学成了个痴呆。刚遇到一点事，就会心绪纷乱，难以应对。这些人都是有志之士，却因此劳苦困扰，耽误一生，这都是由于学术的错误耽误人的缘故，真叫人可惜呢！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未抓住主旨，说“致良知”那么当下便有切实用功之处。所以我专门说“致良知”的功夫。
随时在事上致良知，便是“格物”；
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
着实去致良知，并且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妄意，便是“正心”。
着实去致良知，便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妄意，便没有“助”的毛病。
所以说“格、致、诚、正”，便不需要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也是针对告子的毛病对症下药。告子通过强制的功夫来框定人心，是“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说助长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长的毛病，也是因为他将义看作外在的东西，不知道在自己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处用功，所以才会如此。如果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中“集义”，那么良知本体便会豁然开朗，是是非非全都呈现，又何来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于后学有极大的功劳，然而也不过是对症下药，只说了个大概，不及《大学》中“格、致、诚、正”的功夫特别精研专一、简单明了，这实在是上下贯通，千秋万世永无弊病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