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文学与社会变革

鲁迅 | 怎么理解文学与社会变革？

作者：吴军

这一讲，我们来聊聊鲁迅先生的作品。你也知道，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他的人和出版的专著数不胜数，但我一直关注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在咱们的阅读课上，关于鲁迅这一讲，我还用这个视角，重点跟你聊聊文学跟社会变革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第37讲谈了歌德等德国文化精英对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出路的思考。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情况，和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地区非常相似，社会精英也都在寻找中国的出路。（戳此回顾：如何理解德国的崛起？》）

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访问了德国，并专程到乡下去向已经退休在家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求教。一番会谈后，李鸿章得到的结论就是三句话，“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此后，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虽然在怎么变这件事情上吵得一塌糊涂，但是对“变法者兴”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要变就必须对过去有全面的反思，在这一点上，“五四”那一代文学家们都有很深入的思考。

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认识是入木三分的。他的小说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国民性，一定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但是对于好的一面，鲁迅先生很少说，我个人的理解，他是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的任务，就是要改变中国，给中国寻找一条出路，因此好的就不用说了。

不过，褒扬少，贬抑多，这种做法是很招人恨的。这也是今天很多不明事理的人胡乱批评和调侃鲁迅先生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辜鸿铭歌颂中国人的温良优秀品质，更值得褒奖。

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在这方面，鲁迅先生确实担得起“中国魂”这个评价。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容易接受他的思想，鲁迅先生通过文学作品的方式（包括他自己写的和他翻译的），在故事中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他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呐喊》和《彷徨》，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的那一面，同时，对中国国民性的缺点，有深刻的洞察，在我看来，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1.“奴性”特点

这是鲁迅先生代表作《阿Q正传》《药》主要描写和批判的内容。

这种奴性表现为当了奴隶还不自知，泰然处之，甚至有些欢喜；对同伴的悲惨境遇麻木不仁，只要厄运没有落到自己的头上，就去当吃瓜群众，甚至叫好。

2.自欺欺人

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最好的体现。这个很多人在中学语文中都学习过，我就不赘述了。

3.做人和办事不认真

鲁迅先生在《端午节》这篇小说里，创造了一个叫方玄绰的“差不多”先生。这个人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年又一年，不愿意面对现实，苟且偷安。不仅做人如此，做事情也一样。鲁迅先生在很多杂文中也讲了中国人不认真的毛病，而且特别跟日本人的做事认真做了对比。

这种看法，不仅鲁迅先生有，当时陈独秀、胡适，甚至一直赞誉中国传统文化的辜鸿铭都有。辜鸿铭讲：“如果拿现代中国和日本相比较的话，中国人只是口头饶舌，而懒得去做，日本人是口头上不怎么说，但却认真地付诸行动”（《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先生和“五四”那一批文化精英指出的中国人的毛病，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已经不太明显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那一批文化精英，将中国人的这些劣根性从几千年的文化中挖出来。

要知道，做这样的事情是具有道德风险的，但是他们承担了各种骂名，做了这件事，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中国人逐渐抛弃了传统专制社会，转向近现代文明社会，那一代人的文学努力，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当然，鲁迅先生看到的中国国民性，也不光是缺点，还有好的一面，这主要集中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有“中国的脊梁”的说法，1934他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那时离鲁迅先生去世只有两年时间了。在这篇短文中，他特别肯定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其实，直到今天，这四种人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此外，鲁迅先生自始至终对中国很多底层百姓的优秀品质赞誉有加。比如：他在《一件小事》中描写了一个心灵美好、有责任担当的人力车夫，在《故乡》中描写了各种善良的乡村民众，相比之下，他对上层人士更多的是批评。

这种看法，我觉得，和我前面介绍的俄罗斯文豪们如出一辙。

了解一个地方的国民性有什么用处？我在大学毕业前其实对此无感，因为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和自己同类的人，不是同学就是老师。后来我参加工作，接触到了办公室政治，就多少需要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些了解了。再后来我在全国各地做生意，就需要对世界各国人的国民性了解得更多。

我在生意场上的一位领路人和我讲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我们无法改变每一个地区的国民特性，但是需要非常好地了解他们的长处和弱点，善用他们的长处，同时抓住他们的弱点。这是一位成功的商业人士的忠告。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了解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先生的作品是个很好的路径。

当然，了解了国民性，不等于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事实上鲁迅先生一生也都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求索，在我看来，这和歌德很相似。

不仅鲁迅在寻找，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们都是如此，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从蔡元培到胡适。这些人用今天的网络术语来讲，都是那个时代的“网红”，他们后面有一大群追随者，他们思想形成和变迁的过程，影响了同辈人和下一代人，跟随他们一同往前走。只不过，对于解决问题，陈独秀采用的方法是革命，胡适采用的方法是教育，而鲁迅先生等人则是靠文学。

当然，那一批人离今天时间有点久了，因此有的人读他们的作品会觉得吃力，也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人甚至觉得有点乏味。而要想从他们的作品中吸取营养，就需要了解他们思想形成的过程。

我的理解是，鲁迅等中国的文化精英，相比德国的歌德、黑格尔、瓦格纳等人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有可以借鉴的东西，因此他们都是拿来主义者，他们借鉴了日本和西方的思想文化。

比如胡适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受他的老师，实证主义大师杜威的影响很大，陈独秀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早期的鲁迅先生则受日本和德国文化的影响，后来则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我感觉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就容易多了。

你知道鲁迅曾经留学日本，他的日文水平很高。但你也许不知道，鲁迅先生也下功夫学过德语，在日本留学的期间，鲁迅先生阅读了大量尼采的原文作品，并且在早期的作品中有很多尼采的影子，包括德国式的英雄情结。

因此，德国著名汉学家、《鲁迅文集》的德文译者顾彬讲，如果不理解德国和日本的文化，是很难真正理解鲁迅先生的。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英雄情结和超人思想在鲁迅先生早期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如果要说鲁迅先生一辈子在做什么事情，我把它概括为“唤起民众”，而“唤起民众”这件事，就是典型的德国式英雄主义情结，以及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做的事情。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文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很少有唤起民众的思想。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唤起民众的目的性很强，甚至很直接。

我们不妨看两个例子：

比如，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讲，“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这话说得很直接。后面虽然他写道，“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其实是一种自谦，在我看来，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恰恰是要振臂一呼。

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还谈到自己的想法不被人理解而感到孤独，感到无端的悲哀，但是他却并不愤懑。我觉得这其实和尼采的心态非常像。尼采也觉得当时的人不理解他，感到孤独，但是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相信后世的人能够懂得他，因此他从不愤懑。

不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落潮，鲁迅也陷入了彷徨之中，跟“五四”时期的“呐喊”状态完全不同。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他接触到左翼的思想，结识了瞿秋白和其他左翼作家，开始接受唯物主义，逐渐抛弃了英雄主义。他对中国民众的肯定，也是在那之后的事情。

小结：

鲁迅先生思想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他早期努力的失败，因为有阅读能力的青年人，的确被那一代的知识精英唤醒了。中国最终也像德国一样开始了复兴，这中间有革命者的功劳，有教育者的功劳，也有鲁迅这样文学家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