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成长史：以高通为师，击败高通

美国东部时间4月16日下午3点左右，随着苹果和高通的一份联合声明，高通公司的股价迎来了24%的暴涨，公司市值暴增145亿美元，达到近十多年单日涨幅之最。

而推动这一"股市"壮举的消息，便是苹果公司正式和高通达成了专利和解，苹果未来将采用高通的通信基带来生产新的苹果手机，而此前为苹果提供基带芯片的英特尔公司则黯然离场。

但这个消息爆出后，最尴尬的不是英特尔，而是此前与苹果暧昧不清的华为。由此，华为和高通也便被国内外的众多媒体以“对手戏”的身份单独拿出来说事。

只是，将这一事件放到整个科技行业的近代史来进行观察后，五矩发现高通与华为的身份转换颇为复杂，也有些颇为巧合上的“经历”。

但总的来说，华为在通信和SOC市场能有今天的成就，80%的原因要归功于高通。

 成就华为的“恶毒老师”——高通 

在我们的印象中，高通是一家芯片研发公司，但在维基百科上，搜索高通时国外给出的统一定义是：高通是一家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公司。而我们所熟知的手机SOC，只是高通在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成果上的成熟产品。

事实上，在更早之前，华为还尚未崛起的那个年代里，高通才是今天的华为。

据维基百科介绍，高通此前通过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基础，不仅自己做通信基站，还自己做手机研发，整个一个现代版华为的缩影。

只是，和华为孤立拼杀相比，身在美国的高通更喜欢躺着赚钱。

所以高通后来便把通信基站业务卖给了现在通信基站市场的行业老二——爱立信，而手机业务则卖给了一个国内市场颇为少见的品牌——京瓷，然后自己则开始安心只做三件事：研发新技术，打官司，数钱。

Qualcomm pdQ，它在1998年生产，当年售价800美元，是世界上第一款商用CDMA智能手机

在高通还没有把基站和手机业务出售时，华为还是一家中国深圳的“小企业”。

据华为的老员工回忆，早在华为崛起前就和高通打过交道，只是那次合作并不愉快，最后以华为的愤怒离场。

据说当年华为基于高通的基带解决方案最早做出USB数据卡，但随着华为USB数据卡在全球大卖，手持核心专利的高通却以渐渐失去话语权为由，扶持了另外一家科技企业。

如果高通选择对两家企业平等供货，相互竞争便也没有了后面的故事。但当时高通为了制约华为，不仅不按照订单及时供货，反而在有货的情况下故意延迟发货。

于是，当华为了解这一事实后，便陆续断绝了与高通的技术合作，选择凡是关键性技术，在有钱的情况下都去自主研发。

比如，在2012年，在雷军推出小米1的那一年，华为也曾推出过一款自家的旗舰——Ascend P1 S/P1。

作为承载华为手机业务转型的第一款旗舰机，自然要用最好的处理器。但当时华为为了避免高通卡脖子的事情再次发生，于是在P1的处理器选择上，断然采取了德州仪器的SOC方案（详细解读请看五矩的另一篇文章"华为向左、Ov小米向右"）。

而华为在之后的手机处理器选择上，也都使用自家尚不成熟的SOC方案直接试水。随后，面对高通骁龙的名字，还为自家处理器更名为海思麒麟，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事实上，华为CEO任正非也曾多次在公司讲话中呼吁：“不能因为一个点，让别人卡住脖子，最后死掉”。

而这种信念，造就了华为在所有业务的核心技术上都去涉足和攻坚的作风，以至于硬生生的将华为逼迫到了通信制造市场的第一名、手机市场的第三名以及芯片研发（IC）领域的第7名。

如果你还未曾忘记，我们上面提及过：早年的高通是一家通信基站公司、手机公司和芯片研发公司，那么高通“为师”的华为，则是这位“刁蛮老师”注视下，让特朗普总统都亲自发推特来实名diss高通的“噩梦”。

 高通的甜蜜成长史与华为的野狼基因 

高通和华为在后来命运上的差异，和两家公司早年创立的环境有关。

1985年7月1日，高通公司在Irwin Jacobs领导下正式成立，作为在美国出生的高新技术公司，高通诞生之初就受到了诸多关照。其中，在高通公司成立三年后的1988年，因为与Omninet合并，成功筹集了350万美元融资。

与之对比的是，在高通第一次募资前的1987年，华为才刚刚诞生，注册资本只有2.5万元人民币。

合并Omninet后的高通公司，仅仅一年后，公司收入就达到了3200万美元，而此同时的华为，作为深圳小厂依然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事实上，在高通诞生之初，因为受到美国资本的“滋补”，所以高通的研发和管理一直都在沿用美国硅谷最成熟和最先进的思想路线。即便是1998年剥离手机业务，裁员700人这样的大动作，也能在资本市场和成熟管理的掩护下过渡的波澜不惊。

而与高通相比，虽然华为也在快速进步，但面对技术和研发上的孤军奋战，其经历的磨难却是高通的几倍不止。

其中，管理上颇具争议性的事发生在2000年。

那一年华为做到了全国的电子企业百强之首，但任正非却并没有因此开庆功会，反而对华为所有员工公开发表了《华为的冬天》一文，大谈华为危机。

据其他媒体介绍：当时华为在管理上十分混乱，因为任正非发现，《华为基本法》这种“管理大纲”无法扮演细则和流程的角色，研发和市场都严重依赖于“技术英雄”和“救火队长”，这让任正非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为了改变这种管理乱象，任正非决定引入美国先进的管理体系。

为此，据其他媒体介绍：华为曾以每小时300美元~680美元不等，向IBM求助了70位顾问，并在华为整整驻扎5年，手把手帮华为上马了IPD（集成产品开发）、ISC（集成供应链）等8个管理变革项目。

有媒体预估，这八个管理系统的落地，总计花费了华为约20亿人民币。而这些，也仅仅只是华为内部成长困境的冰山一角。

基于管理、资本和资源上的差距，2000年时，高通公司的员工人数突破6000人，收入为32亿美元，利润为6.7亿美元，而华为的海外销售金额仅有1亿美元。

2005年，发展顺风顺水高通公司发生了一次高层变动，当时高通公司的创始人欧文退居幕后，高通公司转由他的儿子保罗继承。

在高通这个贵族王朝享受朝代交替的同时，2003年打算进军欧洲通信基站市场的华为，却直到2004年才在荷兰移动运营商Telfort的手中，凭借承接苦力活任务，拿到了欧洲的第一份合同。

之所以说是苦力活，是因为当时的欧洲电信运营商虽然早在2000年就拿下了3G网络的牌照，但因为欧洲的手机市场仍以2G手机为主，所以尽管有着高通的技术解决方案和诺基亚、爱立信等基站厂商，但却因为谁都不愿意冒进生产3G手机而让基站建设陷入停滞。

而这时华为的主动上门，让欧洲运营商给出了自己的条件：想做基站市场，必须为我们提供便宜好用的3G手机。

华为为了能够拿到欧洲的基站建设资格，便在随后成立了手机事业部。但基于这段历史，华为手机在2012年以前，一直都是在走与电信运营商的定制路线，不仅利润少、风险大，还毫无品牌价值。

因为那时的华为手机，完全就是“充话费”的附属奖励。以至于华为手机的品牌形象，在四五线城市依然保留着“廉价老人机”的标签。

 

野狼华为 

成长环境的差异，最终体现在公司面临困境时抉择上。

2008年，华为用4年时间完全打开欧洲的基站市场后，曾一度考虑效仿高通在1998年的做法将手机业务出售。

据报道，当时华为希望出售手机公司49%的股份来为未来的手机业务发展找到“专业的合伙人”。华为企发部也找到了TPG、银湖(Silver Lake )、红杉以及贝恩等众多资本来谈，售卖协议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在协议已经基本定型的2008年9月14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于是金融海啸席卷着无尽寒冬，一下子让华为手机的出售协议因资本方的频频压价而画上句号。

售卖协议终止后，任正非专门带着一众高管，与华为终端业务的人开了个跨部门的盛世大会，并在这次会议上下定决心抛弃手机定制模式，转向市场竞争，来建立自己手机的品牌影响力。

当时的手机市场，虽然拥有成熟SOC芯片解决方案的厂商，看似有高通、联发科、德州仪器和三星等多个玩家在共同竞争，但作为手机SOC核心部件的通信基带芯片，却只有高通和三星两家能够独立供应，而三星的基带技术还要受制于高通。

于是，在商业上分别被高通、三星“穿过小鞋”的华为，毅然决定用自研手机SOC的方式来扶持手机业务的发展。

由此，也便种下了我们文章开篇时，华为示好苹果，却反遭苹果变心高通的科技大戏。

也许在今天看来，华为决定自研SOC是一件颇为明智的决定，但在2009年前后，进军手机SOC市场对于以前只做基站芯片的华为海思，无异于从零开始。

因为那时，即便是用联发科的SOC方案，然后华为自己提供通信基带，都比自研要明智。

至少，根据手机处理器性能天梯图的排名显示：在麒麟950之前，联发科的处理器性能一直吊打华为的自研SOC。

而针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抉择上，国内另一家手机厂商小米的创始人雷军曾表示：

“我不同意华为（研发费用率要持续高于10%）的说法，我觉得是他们不懂研发，（高管）不（亲自）做研发。”

事实上，对于大部分没有产业链上游核心技术的商家来说，小米的抉择也是对“公司股东”直接负责的最好方式。其中，以小米澎湃S1处理器为例，单单S1的研发成本就不止几个亿的投入，而这几个亿还仅仅只是处理器的入场券。

据一名手机SOC的研发人员介绍，就算小米在澎湃处理器上买了arm的硬核，所有的研发流程和芯片的性能设计都没有丝毫差错，但即便如此小米也不能确定按照理论假设设计出的处理器，就一定能用。

“诸如处理器设计完成后的发热问题、兼容性问题以及调度问题等潜在Bug，没有足够的人才积累根本无从解决。”

更多时候，一旦遇到bug也就意味着整个处理器的研发投入全部打了水漂。而假如用这几个亿分摊下来去买高通的845，其澎湃系列的处理器还不如845便宜，性价比完全为零。

即便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理解，哪怕把这笔钱放在银行生利息，也比“烧了好”，何况几个亿能做的还远不止如此。

但经历过高通USB数据卡和三星屏幕断供后，按照华为对手机业务做大做强的决心。寄人篱下的路线显然并不现实，正如三星之于猎户座，苹果之于A系列。

华为、三星和苹果所共同忌惮的，也不过是“不能因为一个点，让别人卡住脖子”的“小概率”事件。毕竟，在华为决定走自立自强的路线后，前面还躺着一个HTC的真实案例。

 圈养狼高通 

2014年，从推出麒麟935到2018年的麒麟980，手机SOC的研发上，华为基本一直处于追赶者的角色。

而SOC市场的性能领航者虽然不是高通，但基于苹果和三星只给自家用的传统“作风”，高通也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手机SOC市场的老大。

但高通作为一家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它最厉害的手段却并不是手机的SOC处理器，而是在电信网络上的专利垄断。

其中以魅族和高通反目事件为例，当年魅族因不满高通利益市场垄断地位抢收专利费和专利使用权的做法，而与高通公司反目成仇转向联发科的怀抱。但在2018年魅族与高通和解时，魅族虽有不甘但依然补交了“高通税”。

因为即便魅族使用联发科的SOC方案，只要魅族的手机依然需要连接2G、3G和4G网络，就无法离开高通税的征收范畴。

同理，当年苹果与高通反目后，高通曾利用“高通税”为法律依据，在全球4个国家强迫苹果下架了多款苹果手机。最后，面临5G手机的市场需求，也不得不在美国整体利益的促成下向高通低了头。

虽说高通手持网络专利，但在全球的许多国家也有不少用着高通专利但却并不缴纳“高通税”的小企业，为此高通的做法是：在全球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技术专利侵权诉讼的最强律师团，用法律途径将油水够多的企业统一起诉。

不过，随着高通在手机SOC市场的崛起，日渐猖狂的它最终也被有关单位进行了特别关注，并在深入调查、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对高通公司以反垄断法进行了公诉。

于是，这匹动物园长大的小狼，在2014年，首先被中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进行了公开警告。并在2015年2月，向高通公司罚款9.75亿美元。

在中国有了成功的反垄断起诉案例后，2015年7月16日，欧盟委员会也对高通公司展了反垄断调查，并处罚了12.29亿美元。

而这段时间，就是华为海思处理器的爆发期。

然而，经过两次打压后高通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躺着赚钱的盈利方式，因为在2017年3月，韩国政府通过向韩国企业的调查发现：高通一直在暗中阻止三星向其他手机制造商销售芯片。

高通的行为和高通的资本基因有关。

作为一只温室长大的狼，高通从小便过着顺风顺水的日子。诸如1998年在高通将当时“并不赚钱的手机业务”出售后，高通股价在1999年直接暴涨2621%。

因为高通从美国的资本润泽下长大，所以高通公司的决策只做对资本股东赚钱最容易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出售手机业务、还是退出基站市场以及依靠美国制定的国际专利法案四处“收取高通税”，高通也仅仅只是外界期待下：“资本宠儿应有的样子”。

这种凭借垄断过着安逸日子的高通，如果没有华为出现，它的神话也许还将以无敌的bug继续下去。

但在刚刚过去的5G网络标准会议上，这只圈养狼高通恍然发现，青青草原的羊场，已经溜进了一只在“极寒交迫环境中”慢慢长大的野狼。而在未来世界的通信技术研发上，华为和高通可能还有一战。

但，那是未来的事情。

华为与高通的竞争维度

作为高通“过去时”最成功的华为，以及芯片和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最前沿的两家企业，因苹果变心而被当作对手戏出现本身也无可厚非。

但从商业竞争的角度考虑，目前阶段而言，华为的最大对手不是高通，而高通的最大敌人也不属于华为。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高通和华为都是一家多元化公司，尤其是华为的业务领域已经涉及无线电通讯和手机研发的各个角落。

以最近一年，高通和华为的财报为例。

目前高通最盈利的领域来自为手机SOC处理器提供知识产权和芯片组技术，而在这个细分市场，华为虽然有着海思公司与高通的主营市场相似，但海思的手机SOC只在华为自家的手机上使用，并不影响高通的外售市场。

何况，在手机SOC的研发方面，同样自研自用的苹果和三星，无论是技术底蕴还是市场规模，都要远胜华为（华为手机并非全部使用麒麟芯片，很多走量的低端机采用的都是高通SOC）。

而除却这些手机市场的外来者，同样以提供知识产权和芯片组技术为主业的德州仪器和英飞凌，才是高通主要业务上的最直接竞争对手。

从华为角度而言，虽然目前在5G专利和专利话语权上，华为和高通产生了些许冲突，但在5G的商业建设上，高通的盈利主要来自移动设备方面，华为的盈利主要来自通讯基站等硬件基础设施方面。

所以，华为的直接竞争对手名单属于爱立信，朗讯和北电等公司。

即便，最近华为已经将手机业务独立，进行着重发力。但在手机业务的对手上，华为目前面对的也只有三星和苹果两家，而不是为其他手机提供SOC方案的高通公司。

更为重要的是，在上游科技领域，华为和高通共同遵守3GPP的技术标准进行技术研发时，高通和华为的关系更多是“竞争式”合作，而非“生死型”竞争。

假如，曾经的高通未曾舍弃手机业务，也没有相续退出基站市场，那么今天的高通可能会真的成为华为的“死对头”。但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所以单从财报、研发和业务领域而言，华为今天的体量至少是3个高通的相加、相叠。

所以，把高通比作华为的全面对手，怕是华为听了要打人。

因为华为的所有成功，都是一滴血一滴汗，拼着“不理智的”命博来的果实，和高通这种资本喂大的孩子，有着本质不同。

（此文章发布于4月21日）